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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70周年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在南京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扩建之后的纪念馆占地约6.7公顷，比原馆扩大近3倍。新馆突出了和平的主题，旨在让人们在记住历史的同时，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的发展环境。除了和平大钟、和平广场之外，还新建了和平纪念碑和面积为3.3公顷的和平公园。新馆的展陈增加了很多有关和平的展览内容，其中包括近年来纪念馆所举行的和平集会、和平法会，每年宣读的和平宣言，各国爱好和平人士到南京进行的和平活动以及和平学研究的一些成果。
馆长朱成山介绍，由于原展馆的面积有限，很多文物无法展示，展馆的接待能力也与参观人数不相适应。与原馆相比，新馆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无论是在展览面积、展示文物、照片、展览的手法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进步，相信参观者一定会对当年发生的那段惨痛的历史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城，对南京城内的平民开始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对于这一段惨痛历史，84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穆喜福老人和87高龄的前日本兵坂仓清都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12月13日那天夜里，满城响起枪炮声、救命声、哭喊声，大家在惊恐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外面平静了。我跑出去一看，惊呆了，对面马路上，河沟里，横着的竖着的全是尸体。”曾在德国人约翰・拉贝家中避难的穆喜福老人这样对记者描述当年的情形。
穆喜福曾住在广州路4号，当时广州路2号、6号、8号、10号，后门都跟拉贝家相通。因为这里属于国际安全区，他的一家人全躲到拉贝家里。老人回忆说，“当时拉贝家的房顶上有一面很大的德国国旗，大概是普通国旗的几十倍大，把整个房顶遮住了，从空中看特别显眼。日军飞机低空俯冲轰炸时，因为有那面国旗，好几次没炸，我们觉得那里是安全的，日军不敢乱来。后来避难人数不断增加，到了600多人，全挤在拉贝家的院子里。我看到拉贝先生忙得要命，满脸胡子碴也没刮。”
穆喜福说：“我们全家人永远感谢拉贝，要不是当年受到他的保护，我们一家53口人，不可能全部活下来！”
坂仓清生于1920年，曾是日本前陆军第59师团军曹。1940年12月，他来到山东青岛，后转至泰安，在那里接受枪剑术的杀人训练。随后的5年间，坂仓清一直都在参与日军侵华战争。日本战败后，他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获释归国后，这位老先生与其他老兵加入“中归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奔走数十年。
12月5日下午坂仓清在南京大学演讲时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对中国人民犯下很多罪行，我杀了人，杀了很多无辜的人，我也曾经放火、抢掠，所有的罪行我都犯过。”“否认南京大屠杀是绝对不可以原谅的，只要我的生命还有时间，我将继续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努力，而这也是我的赎罪。”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副所长张生教授在接受专访中谈到：“在美国、欧洲等国发现的第三方史料越来越多，虽然在个人判断及细节描写上有所不同，但是关于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历史事实是公认的。”
12月3日，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卷的发行仪式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研究员则表示：“南京大屠杀在我们的民族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不能被仅仅简化为几个概念、几个名词。目前出版的这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使我们的历史记忆变得更加形象化、深刻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主编张宪文教授说到：“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历史事件，不应该被永远地争论下去。如果南京大屠杀问题成为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热点，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焦点，那么这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悲剧。”
随记者一同进行了南京大屠杀系列采访的一位日本友人说：“中国的研究者都是根据事实说话，冷静地表达观点。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我发现里面展出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其中还有当时日本新闻媒体的报道，很有说服力。在纪念馆里我听到低沉、凝重的钟声，警示我们要铭记历史，同时，我感到那也是呼唤和平的钟声。在真诚面对父辈们所留下的“南京大屠杀”这个负面遗产的同时，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珍爱和平”的正面遗产。”
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日本年轻人小川说：“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一次听证会上，我深深感到南京大屠杀给中国百姓带来的痛苦。今后我打算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决心一直参加为慰安妇伸张正义的活动。”此外，他还感叹到：“今天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坂仓清先生的演讲会，几百人的会场被南京的大学生们挤地爆满，在日本这么壮观的场面是根本看不到的。日本的年轻人还是不够关心、了解中国。回国后，我会积极地向周围的年轻人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为中日两国青年之间的友好交流贡献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