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装民企美特斯邦威上月底刚在号称“中华第一街”的上海南京路上开出面积９０００平方米的旗舰店，这也是美特斯邦威在中国开业的第２０００家门店。

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１０多年前还只是浙江温州的一名裁缝，如今他的企业年销售额超过３０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市场休闲服饰销售额中排名第一。他说：“把旗舰店建在上海南京路，就是要和国际一线服装品牌在国内最重要的商业街上同台竞争。”

让这位老板如此有底气的原因，除了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外，还有中国私营企业整体发展氛围的持续改善。

５年前，中共十六大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修改，首次在党章中允许“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申请入党，这就为私营企业主入党铺平了道路。党章还第一次写入了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职责。

身份限制的打破，使得更多的私营企业主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２００３年，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开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国省级领导之先河；同年，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出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今年２月，温州市十次党代会召开，私营企业主曾宪光作为“两新组织”的代表出席，他还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温州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这体现了对这个群体的认同。

目前在中共７０００多万名党员中，有近３００万来自非公企业。５年前首次有新经济组织人士成为中共党代会代表，而出席中共十七大的新经济组织党代表人数有所增加。舆论认为，他们使中共的持久发展获得了“新源泉”。

分析人士认为，如何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将在十七大上得到进一步阐释和讨论。

中共十七大代表、浙江万丰奥特控股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陈爱莲说，作为基层民营企业的代表，参加党代会就是要把基层民企的党建问题和党员的心声带到北京去。

过去对私营企业的各种歧视也正在消除。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５０多年来第一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红头文件”。被私营企业主亲切称为“非公经济３６条”的这部“若干意见”，指导思想是“对非公有制企业和其它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

在“非公经济３６条”的鼓励下，一些原先禁止私营企业涉足的经济领域开始开放。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介入银行、证券等过去非公经济的“禁地”，成为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王健林的万达集团进入电影放映领域后，更是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

“‘非公经济３６条’圆了我们的飞天梦。”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说。这家以航空包机业务起家的民营企业２００３年收购宜昌三峡机场，掌控东方航空武汉航空公司１８％的股份，实现民企进入航空业的“破冰”。而今，成立仅一年的均瑶集团旗下吉祥航空，更是在今年前８个月实现盈利１８００万元人民币。

如今，私产保护和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已经写入中国宪法；而今年两会期间通过的《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又为保护私营企业主的“恒产”和“恒心”奠定了法律基础。

目前，中国约有５０００万人规模的新社会阶层，他们掌握或管理着１０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１／３的税收，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非公企业。

数字显示，中国的私营企业正迎来速度最快的发展期。到去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４９５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５７％，注册资金总额达７．５万亿元人民币。非公企业对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不过，非公经济也面临着一些发展难题，比如，在某些市场准入领域，它们仍不能充分平等竞争，有的在融资上遇到困难，一些私营企业需要完成结构转型，并解决人才短缺，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竞争和贸易壁垒加剧的情况。这些情况，都已引起了政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