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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中文>>> 专题>>> 香港明天会更好
香港和内地必将越拉越近
吕 翎 · 时间: 2007-07-03 ·  

 

 

回归1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有了成功的实践。在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看来,“一国两制”好比一棵植物,已在香港落地生根,并必将成长为参天大树。近日,范徐丽泰接受《北京周报》等中央媒体的联合采访,就立法会工作、香港同胞的国家观念等问题发表了见解。

 

《北京周报》:您怎样评价“一国两制”在最近10年来在香港的实践?

范徐丽泰:“一国两制”在香港是落实了。这个不是我个人的讲法,香港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而且不单是香港这么认为,英国、美国政府都定期做关于香港的报告,他们的报告显示,他们也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是落实了。“一国两制”就好像一棵植物,已经落地生根,可是根还不是很深。我相信将来的10年中,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根会更加巩固,更加深入到泥土中去。

 

《北京周报》:过去10年来,立法会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哪些实质性的作用?

范徐丽泰:这两方面我们都有事务委员会在不断地监督着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政策以及它落实的过程。经济就有一个经济发展委员会,民生方面就多了,教育委员会、环保委员会、房屋委员会等等。其实在相关这个制度是行政主导,所以主动权在特区政府那里。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出各种各样比如说法律上的修改,或许是一种新的政策加以执行,立法会在辩论、讨论之后,可能支持这个政策,或者就这个政策法律作出修改,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关系。那么在当时我们的经济开始向下滑的时候,就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立法会议员有很多的建议在我们的会上、在辩论的时候提出来给了政府。政府当然也会有他们的考虑,有的就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有的他们就认为暂时不能够实行。

民生是立法会更加关注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在我们经济最差的这几年,立法会里面8个大的党派他们就会合在一块反对政府提出的任何影响老百姓生活的加费和加价,也会不支持政府提出来的要增加高级官员的建议。市民对立法会的工作比较认同,觉得他们是的确协助政府和老百姓渡过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时候。当然也有时候觉得立法会没有真的能够真正贴心贴肺为市民做事。所以过去这10年在民意调查里面立法会的受支持的程度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低了之后又会慢慢的高起来,高的时候又会为了个别的事情又会低下去。

 

《北京周报》:回归10年香港同胞对于内地、国家观念,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变化?

范徐丽泰:是的确有所变化。在没有回归之前,香港有不少的市民都有点担心,担心回归之后生活的方式、我们的自由度可能会受到削弱。也想到可能中央对香港的事情会有所干预。换句话说,大家对香港《基本法》里面写的东西不一定是100%的信心。

可是回归之后,我们就经历了很多很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当时因为亚洲金融风暴,我们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得很厉害。在下滑的时候,香港很多中产的人士成为了负资产,换句话说,他们所买的房子不但不值钱,等于零,而且是负的,因为借了银行的钱。金融业和地产业是两个经济上的支柱,这两个支柱同时下滑的时候也造成了不少人失业、下岗。可是在很关键的时候,当那些国际炒家来打击港币的时候,我们中央的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公开表态,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港币。国际炒家退下来了,港币得以维持我们一向稳定的汇价。这件事令我们知道,中央的确是全力支持香港的,不但是口头讲,是言行一致。

后来,金融风暴一路都影响着香港,我们的经济一路都不好,在这个情况之下又发生了非典。在非典的初期,香港有非典,内地也有非典,可是国家就将一些内地很需要的医疗材料资源第一期送到香港。后来因为非典的影响,我们这里的经济实在很困难,零售业、酒店业首当其冲。后来,虽然非典已经大致上控制下来了,可是消费意识依然不高。那个时候,中央又决定了开放自由行。自由行就是使内地游客来香港旅游变得简单化。这个简单化对我们的零售业、酒店业、饮食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内地首先跟香港签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也是一个“强心针”,虽然要拿到能够享用到内地市场的好处有一个过程,可是无论如何在心理上对香港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有看到中央政府在香港最困难的时候,是拿出措施来的。

当然中央政府一直在讲,当然不是单单对你香港有用,我们大家都是双赢的。可是民众看到了就明白,实际上谁是你的朋友,谁真正在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回归到现在,不断地作民意调查,这些定期独立的民意调查发现,到了最近这一期,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超过了50%,不信任中央政府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过程。不过虽然如此,我们香港人在其他的民意调查里面也显露出来大部分人觉得他们是香港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因为从前在港英时代我们是完全没有国情教育的,在回归的10年里,其实前面几年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有的也是很少很少。那么现在慢慢慢慢地大家就更关心我们内地。当然除了这个是一个血浓于水的感情之外,还有一个也是很实际的,香港的商机有限,内地的商机无限。

10年来,我们香港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有高有低的路,最近才能够在经济上再次稳步发展。可是内地这10年的发展,就好像一个火车头,是非常得快。在香港我们是近水楼台,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大家都看到,跟国家、跟内地关系越来越密切,对香港的年轻人来说,越有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事业,所以他们也是很主动的希望了解多一点国家的情况。我自己感觉,在将来这10年你会看到,香港和内地的关系越拉越近。而且由于内地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两地的生活水平在拉近,另一方面香港也可以为内地一些企业服务,在他们跟国际接轨的过程里面发挥一个比较积极的角色。所以在各方面,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实际情况上,香港都会跟内地越拉越近。而且这个关系是令大家多赢的,各方面都能够透过这个关系得到更好的发展。

 

《北京周报》:十多年来,有多位中央领导人先后来香港,他们在访问中都强调了香港发展经济和缔造和谐很重要,请问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范徐丽泰:我觉得他们讲的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和谐,居民之间互相有矛盾,大家就没有办法收拾心情,全神贯注的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家庭天天都在吵架,这个家庭面对任何压力的时候,就一定会破碎。我们其实有这个的经验,当香港社会经济低迷的时候,很多家庭面对了从来没有面对过的经济的压力。有的家庭就两夫妻互相指责,结果两个人吵得不得了,只能够离婚。离婚之后他们是不是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呢,不一定,可能比从前更差。可是如果你这个家庭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说,大家要一块合作想办法怎么减低支出,怎样去利用我们的能力去赚多一点钱,让家里的经济基础好一点。在这种互相扶持、力求和谐的情况之下,这个家庭能够渡过经济难关的机会就高得多了。等过了经济难关,将来因为有了这样的团结精神,这个家庭的经济基础越做越坚固。

家庭就是社会的一个单元,如果家庭是和谐的,社会也是和谐的。如果社会是和谐的,我们才能够有发展。天天吵,我们的精力都放在吵架上了,结果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所以求和谐,求发展,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大家都能够明白的一个道理。我们大家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情绪化,不要怨天尤人,而要理性地去分析,然后想好对策,坚定不移地去进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面,我们还需要其他人跟我们团结在一块。

 

《北京周报》:在做立法会主席的工作上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范徐丽泰:女性做这份工作的,如果说有好处的话,第一就是我比较容易接受我自己的错误。这样一来,我心理上的压力就减了不少。第二,有的话是男性对男性不能讲的,女性可以,尤其是我这个年纪的,我已经是61岁的人了。昨天有一位议员,讲话讲得比较激烈,不应该他讲得时候他就站起来讲了。我就说:“哎呀,坐下坐下。”可能别人这样做他会不高兴,而我这样做,他就会觉得主席让我坐下,坐下就坐下了。

其实作为立法会主席,如果我作了一个裁决,错得很厉害的话,议员们是会有反应的。如果每一个议员都认为你做得不好的话,你就做不下去了。还好这么多年来没有发生过这个情况。不过的确也有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困难就在作裁决。我最困难的一次是在1999年的夏天。那个时候《基本法》开始有效了,《基本法》里面有一条就是说议员们可以提法律草案,可是不能够涉及公共开支、不能够涉及政府的运作、不能够涉及政治的体制。那么谁来决定有没有涉及,就是由我这个主席来做。三样东西里面,公共开支的概念是很清楚的,没问题。另外一个政治体制,也是比较容易去分析。难弄的就是什么叫政府运作。什么东西都可能是政府运作,比如是我到运输处去拿一张表格,那个也是政府运作,可是拿一张表格一定不能成为不让议员的草案放上台的道理。所以我跟秘书长、法律顾问开了还几次会,结果决定政府运作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标准。我们将这个标准写成文字,以后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做,最难的就是去定这个标准。当时我们是比较困难,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标准我还是接受。而且1999年到今天也作了这方面的裁决,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困难的情况就是会议厅里面突发的事情。突发的事情是没有准备的,而且要立刻要做出决定,加以处理。那个决定是几秒钟的事情,做错了没办法回头的,况且整个过程都有电视直播的,所以比较危险。不过,到现在为止还可以。

 

《北京周报》:如果让“一国两制”继续扎根,枝繁叶茂,需要外界做些什么?

范徐丽泰:大家都要做出努力,最重要的就是要依法办事。《基本法》是全国性的法律,也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个宪制性的文件,我们大家就要按照《基本法》来办事。其实中央这么多年来恪守《基本法》。在支持香港的时候,中央说我来支持,可是没有说,内部的事情,比如教育,该怎么办,从来没有过任何的表示,就是让你香港自己去处理你们内部的事情。

我相信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小小的植物“一国两制”就会成为大树。这棵大树长大的时候,不单单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成绩,也可以给国际上一个例子,让他们考虑,在解决他们内部情况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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