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有“伴生物”。

200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30年。今昔对比，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应该以怎样的历史眼光审视发生在中国的农民工现象？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王春光研究员接受了《北京周报》的专访。

记者：中国农民工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王春光：农民工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开放包含两个层次：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其中，城乡开放是对内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随后，中国提出了市场、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更离不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工作。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种必然现象。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民进城以后，随着职业的变化，身份也随之转变。可是，在中国，农民进城之后，哪怕长期从事的是工人的工作，身份仍然是农民，很难享受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待遇。为了强调这种差别，就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号。与此相适应，通过个人的努力，有些农民工成了个体户或者开办了自己的企业，往往也被称为“农民老板”或“农民企业家”。其实，透过这些称呼，很容易觉察到其中含有的社会歧视意味。

大批农民工进城，给城市管理和城里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由于管理不到位，加上准备不足，随着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城市原有的秩序被破坏，一时间，城市的犯罪率提高了很多，交通出现了拥挤，生活环境急剧恶化。这让城市管理者和大多市民感到很不适应，认为农民工是麻烦制造者。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提出农民工要“有序流动”，其实就是有限制的流动。对此采取的手段是，农民工外出打工必须申请办理各种形式的证件，例如从流出地政府有关机构办理外出务工证、健康证，从流入地政府有关机构办理暂住证、上岗培训证等等。可后来发现，这些措施不仅没有起到“有序流动”的作用，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办理这些证件已成为某些政府机构创收的主要渠道，在有关管理部门谋取利益的驱动下，农民工外出打工需要办理的证件越来越多，不堪收费重负。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2003年。当年，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到南方沿海城市广州找工作时，由于没有随身携带外地人口暂住证，被当地收容遣送机构活活打死。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当年针对外地流动人口的收容遣送制度就被取消了，一些城市也纷纷放松对外地人口的管制。而且，就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竟亲自为农民工讨要工资，随后在全国展开了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行动。2004年，中国政府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具体措施。这标志中国政府开始注重从制度层面解决农民工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变化，农民工的社会境遇总体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如今，在农民工集中的广东省和浙江省，农民工被称之为“新广东人”或“新浙江人”。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群体的内部构成是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王春光：农民工是指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村外来人口，它的特点是被雇佣，并以薪酬工资为生活来源。那些已成功创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已不是严格意义的农民工。不过，这只占很小一部分，大约不到2%。

在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这批人是以年轻人为主，特别是“90后一代”。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来自于农村，但绝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对农业活动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来到城市谋求生活，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加迫切。而且，他们外出打工是向往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最终成为一名城市人，他们并不像他们的祖辈父辈那样，外出打工只是想补贴家用，或者养家糊口，待到一定年龄后重新回到老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在制度上为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机会，给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并让他们看到希望。如果这些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努力既融入不了城市，又不甘心回到农村，他们将真正成为“没有根的一代”或者说“漂的一代”。

记者：农民工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春光：在过去30年中，“世界工厂”的地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中国具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农民工就是这样一些最主要的廉价劳动力。

记者：农民工目前最担心也最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王春光：我刚刚做了一个相关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现在农民工对于未来总体上还是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但也存在一些担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养老、子女教育和住房。

现在中国政府正在着手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并制定了时间表，这是一个值得特别高兴的事情。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制订这类政策时，一定要决策公开透明，特别是要充分听取农民工的声音，否则，其结果很可能是“好心办坏好事”，农民工不仅得不到真正的利益，反而成为一些部门谋取私利的工具。最近发生在深圳的农民工“退保事件”就预示了这一点。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特区率先在全国建立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具体做法是个人缴费与社会统筹相结合，后者是由用人单位予以缴纳。但是，由于这种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局限于一个地方，并没有实施全国联网，因此，当参与这种制度的农民工流动到另外一个城市或地区时，这种制度就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到了年底返乡时，来年不准备回到这个城市的农民工只有选择“退保”，而且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退保”的农民工只能领到个人账户里的钱，社会统筹那部分不能被领走，只能留在当地政府，这无形中成了后者的一笔额外收入，于是，面对农民工“退保”，当地政府更多是采取一种支持甚至鼓励的态度，也就出现了农民工日夜排队“退保”的壮观现象。

社会保障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流动性极大的农民工群体而言，这个难度则更大。如果没有明确的制度设计能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找到一种归属感，农民工只能不断地在城乡之间漂浮不定。忽视了这个现实，任何针对农民工的政策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记者：如今，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已有了农民工代表，而农民工代表进入地方人大，已是早几年的事了。请问怎样评价农民工群体的政治权利意识和状况？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变化将对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王春光：目前，农民工争取的更多的是经济上的权利，如及时取得合理劳动报酬、获取失业、工伤保险等等，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意识到，要真正保护自己的经济权利，必须争取应有的政治权利。

中国农民工的政治权利意识正在逐步提高。早在四五年前，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东部浙江省义乌市，农民工就已参与到当地的社区管理，有的还通过竞聘直接进入基层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的决策层，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再后来，农民工代表进入了一些地方的立法机构，成为了一名影响政府决策的“议员”，这是对农民工政治地位的正式确认。如今，农民工代表进入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预示着在农民工和中央政府决策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农民工从此有了更加畅通的民意渠道，这反过来也会进一步激发农民工的政治权利意识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热情。

随着政治权利意识的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水平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珠三角地区，一些农民工维权已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通过老乡组织、NGO组织、读书会、志愿者组织等多种形式，走联合维权的道路。

从另一方面来看，农民工权利意识的提高，反过来也会引起经济变革。例如，最近两三年发生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民工荒”， 就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直接的关系。前文已经说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为了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如果条件差，工资过低，他们宁愿不工作也不会太委屈自己，而他们的上一代则是吃苦耐劳型的，即使工资低，在没有找到更好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也会忍受苛刻的条件。事实上，近十多年来，南方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不仅没有明显的上涨，相比于物价涨幅反而有些下降了。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占主体地位，“民工荒”现象还不会在中国出现。正是由于“民工荒”的出现，促使中国一些地方纷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构建工资自然增长的机制，进而出台法律规范劳工用工秩序，这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无疑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