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晚，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出现在山东济南的体育场。这是他2001年上任以来连续第3次参加中国的全运会开幕式。有评论认为，仅此一点，便足以见得中国体育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地位的大幅提升以及世界对中国体育的特别关注。

其间，中国在2004年奥运会上位居金牌榜次席（32块，只比美国少3块），2008年则跃升榜首（51块）。这一切也加剧了许多中国人对“体育强国”的进一步渴望，甚至有人觉得已经“是”了。

“凭这些金牌，我们就成‘体育强国’了？”5年前，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在雅典奥运会结束时曾如此反问过记者。5年后的最近，这位已经退休、创造出国际大赛一系列辉煌战绩的教练与官员出书总结中国体育的经验与教训，并重申衡量体育强国的3个标准：体育成绩的好坏，体育人口的多少，体育产业的强弱。

在出席此次第11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之际，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希望体育工作者们牢记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推动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举国体制

虽然不时有争议声，但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成为体育强国的一个关键，依然是坚持“举国体制”。

按照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的说法，举国体制是中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一个重要保障，即国家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水平都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使自己的竞技体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在集中有限资源、实施有效组织等方面下功夫。”

政府调控的举国体制呈“金字塔”状，形成了一条行之有效的体育人才制造“流水线”，全国各地发掘出的有潜质的好苗子被送进体校，接受封闭或半封闭的训练，经过优胜劣汰的严酷竞争，佼佼者逐步升入地方运动队直至国家队，接受常年的集中训练，一切均由国家“买单”与包办。

“自从5岁进体校练乒乓球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自己买过球拍或球鞋。”雅典和北京奥运会上都拿到两枚金牌的张怡宁说，她从来不用担心“其它问题”，只要专心打球就可以了。“我们的训练更有针对性和竞争性，国内或世界1、2号选手打两个小时，比专业运动员与和业余的打一天都管用。”

举国体制下，各类幕后的保障团队一应俱全，如科研和技术支持等。早在 1956年1月，物质条件匮乏的中国便设立了体育科学研究所，其建筑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即使在今天也属“相当气派”。“夺取金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主体还是教练员和运动员，但可以说，没有科技的支撑和保障，一些运动队的成绩肯定会受到影响。”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蒋志学指出，动用社会力量投入科学研究，需要政府在初期进行投入与引导。

“在竞技体育领域之所以实行举国体制，其实涉及到如何认识和看待竞技体育的价值与作用问题。”刘鹏说，发展竞技体育，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不但可以满足群众的观赏和娱乐审美需要，更在超越体育之外的振奋民族精神、提高自信心等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1981年11月16日，通过黑白电视机和收音机，女排姑娘为中国夺得“三大球”（足、篮、排）首个世界冠军的实况让千家万户沸腾了。“我认为，中国的举国体制是目前‘最好’的体制形式了。”作为主教练于2004年带领中国女排重夺阔别20年奥运冠军的陈忠和表示。但这位如今的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同时强调，“我所提的‘最好’的是带引号的，考虑的背景是我们实际的国情。”他指出，竞技体育在中国普通高校和民间组织的发展还很缓慢，只有通过专业运动队对选手进行专门集训来创造人才…”

而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体育界提出《奥运争光计划》以后，不仅非奥运项目纷纷被砍掉，实际上金牌数较少的“三大球”也受到了冲击，如全国排球联赛的队伍大幅度缩水，不少成绩相对较差的省市甚至砍掉了该项目，相应中国排球的基础自然发生了动摇，国家队的选材范围越来越小。“我们在出国训练或比赛时感受最强烈，如美国可以很轻松地从各大高校内筹集上百支球队，几千人的规模很容易就达到了，而我们专业队只有百多人在打排球。”陈忠和遗憾地说。

其实，中国也正在逐步摆脱以往只由体育行政部门负责训练运动员的单一模式。近10多年来，中国竞技体育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家办走向大家办；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行业体育协会、高等院校、社会体育俱乐部、企业，甚至个人投资办高水平运动队并培养出一些高水平运动员的例子持续增长。竞技体育的投入已经从单纯依靠国家的局面逐步转变为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新格局。

“举国体制依然是所有项目提高水平的法宝，不过我们也正在探索，走一条举国体制与市场相结合的台球发展之路。”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二部部长王涛对记者表示。

2005年4月6日，17岁的丁俊晖击败了“台球皇帝”斯蒂芬·亨德利(Stephen Hendry），成为首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冠军。随之，其成长模式成为热门话题——因为他的成功并非举国体制运行模式的产物，而是家长自费栽培、海外深造与自力更生、风险完全自担的结果。对于这种在国外不算新鲜的模式，有人称“赌博”，更有人看作未来体育人才（至少是非奥运项目）的培养方向。

在王涛眼里，民间培养台球人才的模式，当然有其可取之处，否则，现在也不会出现那么多年轻的、有潜力的台球选手。“但是，他们的家庭状况是不一样的，并不能像丁家那样，有足够的财力与魄力去培养孩子。很显然，举国体制的优势不至于让这些人才流失。”

今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上，丁俊晖不再“一枝独秀”，其他中国小将的表现也很出色。“这和近两年国家队的集训有很大关系。”首任中国国家台球队主教练李金表示。过去“单飞”的丁俊晖被他招致麾下。“确实，靠民间力量出了一个丁俊晖，但问题在于，需要从专业角度、更高的境界去培养丁俊晖们。”王涛认为，举国体制和民间培养并不矛盾。

全民健身

“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衡量的标准不仅是奥运金牌数量，更重要的是国民健康水平和全民健身开展情况。”前不久，刘鹏局长指出。

事实上，官方在帮助运动员夺取金牌的同时，也设法让国人摈弃只重金牌的思维，尤其是拿出大量资金为普通城镇居民修建健身运动场所。目前全国各类体育场馆超过85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03平方米，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共和国建国初期的200多倍和100多倍。

从2000年开始，全国范围内每5年进行一次国民体质监测，其内容分为问卷调查和检测指标(合计20多个具体指标，分身体形态、机能和素质3个方面)两大部分。

此外，中国政府还实施了体育锻炼标准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制度。

今年1月，中国政府把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日确定为“全民健身日”。10月1日起，中国首部全面、系统地规范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专门性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开始施行，它明确了公民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和政府部门发展全民健身事业的责任，为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目前，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活动协调、健康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10月1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业遂大使在第64届联大全会关于“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议题的发言中说，中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达到总人口的28．2％。

体育产业

今年夏天，一则消息令球迷们眼热：闯荡美国NBA的巨星姚明收购了上海“东方”男篮，成为昔日母队的老板。

随着体育全方位发展和民众参与热情和消费能力的提升，很多“姚明”看好中国体育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

“体育赛事和体育健身娱乐是体育产业的两个核心。”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文义认为，两者都具有带动相关产业的能力，对服务、交通物流、旅游、传媒、信息、通讯、金融等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很大。

在中国，“体育产业”的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有的，如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包括体育传媒、广告市场、大型赛事及俱乐部投资等方面。去年美国体育产业的产值为1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而目前中国的该比重仅为0.7%（3000多亿元人民币）。但在有关专家看来，这从另一个侧面预示中国有着可挖掘的广阔市场空间和商业机会。

“当体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的固定消费方式，当大家建立起对体育的忠诚度时，这个产业的机会将是极其庞大的。”何副主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