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来看,这种担心也不无现实根据。据媒体报道,某市公民曾在一年内向当地规划局提出了700多件信息公开申请,结果四分之三以“秘密”为由予以否决;时下各地房价节节攀升,已演变成影响民生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不断有公民或公益组织要求公开房地产成本,但一些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却往往以“秘密”为由不予公开。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环保领域,在不少污染严重的地区,受害民众、环保组织要求公开污染信息的呼声十分强烈,但一些部门机关往往以“秘密”为由予以阻拦。

2008年5月12日,据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和某网站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98.4%的人认同“获取政府信息是公众应有的权利”,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是“官员财产情况”。

那么,政府官员财产情况是否属于不能公开的个人隐私呢?尽管社会普遍认为,掌握公权的官员理应公开财产,接受监督。但“个人隐私”之说却在一些地区仍大有市场,这造成呼吁多年的官员财产申报法等“阳光法案”迟迟难有实质性进展。

接受检验

政府信息由封闭式向开放式的转折,突出体现在公共危机、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2008年,中国经历了很多不平凡的事件,这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2008年5月12日,中国南方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强烈地震。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中国首次遇到的特大灾害,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是个极好的检验机会。

事实上,仅十几分钟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地震发生的地区、震级和国家抢救措施迅速通过媒体发布各种信息。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政府处理这场地震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开放新闻,尤其是在第一时间为国际媒体提供采访便利。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采访的国际媒体达到两百多家。正是由于信息得到及时、全面地公开,才使得这场灾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展开了及时有效的救援。

中国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司司长吕锡伟指出,在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工作中,刚刚施行不久的《条例》正好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接受了实践检验。

“官方新闻机构不断发布最新报道,提供最新的死亡人数。” 2008 年 5 月 13 日 的英国《卫报》如是报道。

2008年8月在中国召开的奥运会,更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又一次全面考验。据北京奥组委数据,参加北京2008年奥运会报道的注册与非注册的外国记者约有2.5万名,其中一些国际主流媒体如美联社、路透社等,参会的记者达到了两三百名之多,其规模甚至超过了中国国内主流新闻机构。而且,这些国外媒体关注的不仅仅是奥运会体育赛事,还包括政治、环保、人权、宗教等一切较敏感的领域。

应该说,对于来自国外媒体的压力,中国有关各方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努力 “遵循国际游戏规则”。2006年11月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其中第六条规定:“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对此,很多人曾经担心,奥运期间,国外记者肯定会用他们一贯的思维和方式进行大量的负面报道,这将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是一种过时的思维。我们不怕记者‘挑刺’,我们不怕公正的批评,一点也不紧张。”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公开表示,“我们有这个自信,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有这个承受能力。”

境外有舆论认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进程加快,是在奥运会压力之下的结果。对此,中国著名外交官、北京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说,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变得更加自信。“应该把中国信息逐步公开的举措,放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看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也在不断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