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27日夜，58岁、即将结束越冬任务的中国第24次南极科考中山站站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机械师徐霞兴，经历了个人生与死的1分钟。

当时，驾驶７吨重雪地车的他，正从“雪龙号”科考船驶向站区，坚硬的海冰突然塌陷！

有人开始失声痛哭。因为在以往的南极科考过程中，也有过其他国家的科考队员掉入冰窟窿，却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生还。

而在刺骨海水中的徐霞兴，第一时间挪到了空间相对大一些的副驾驶座位上，左手拉移窗，右手推天窗。在向外爬的时候，巨大的雪地靴子被卡在不足50厘米宽的天窗上，好在他用力迅速地蹬掉……下沉了5米左右后，人开始往上冒，“我感觉自己的头顶到了冰层，同时很犹豫，是不是漂偏了？那样的话也会憋死。”在南极任何一个地方，车掉下冰窟，冰就会又立刻复原。“我用手使劲一掰，开了一条缝，头露出了水面。南极海水的温度相当厉害，一下就把我的体温给‘拔’掉了。”徐霞兴回忆，他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猛地爬上了冰面。“我的对讲机也响了，里面在拼命地喊我，声音都是嘶哑的……”

生命体征测量（血压、心跳、体温），输氧，几个队员将其紧紧抱住，不让一丝凉气进去，一位则抓脚使劲儿搓。“大概2、3个小时过去，我感觉脚给搓疼了，医生说‘有戏了！’”

53小时大营救

在去年，徐霞兴还同队友们展开了一场53小时没合眼的极地大营救。

7月1日这一天，澳大利亚戴维斯站的8名队员乘坐两辆雪地车在中山站附近考察，其中一辆动力系统出现故障，无法行驶。徐霞兴将1公里外的俄罗斯进步站的站长请来合议如何安全护送澳大利亚人返回。在得到国内相关极地部门同意后，中山站越冬队出动一辆雪地车和两台雪橇。对于救援的行走路线，中俄队员认为，走海冰返回，距离最近，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但这个建议被澳大利亚方面坚决否决。理由是海冰越靠近内陆冰盖边缘，裂隙越多，越容易坠海。可走内陆冰盖，加上为避免陷入冰裂隙，要绕行300公里，总的行程加起来有400公里。而极夜穿越极度寒冷（-30℃以下）和狂风呼啸（风速超过30米/秒，相当于12级飓风的33米/秒）的南极内陆冰盖，中山站此前没有过先例。

雪橇车以12码的速度缓慢在南极冰盖上行驶。行进中，徐霞兴他们只能看到前车红色尾灯，超过10米就不见前面的车影。雪面高低无法辨别，全靠GPS导航。好几次进入大雪深处，车队跑散，只能重新编组。事后，不少队员异口同声：他们度过的犹如漫长的一世。

在路途中，最困难的事情却似乎是加油。“一箱油能跑100公里，当时途中下车加油时，天寒地冻得让人只能靠着意志力，咬着牙在雪地里加油。”来自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的队员陈宏计讲着，仿佛又回到了那冰天雪地的南极，“由于雪下得太大，一下车风镜被雪花马上粘住，只能摘下看着脚底下挪动脚步。”

整整53个小时，澳大利亚人最终被安全护送到站。

准备“牺牲”的还包括牙齿。1989年7月作为国际科学考察队员之一、徒步横穿南极的第一位中国人秦大河笑曰：在寒冷的南极获得热量完全靠食物，一旦牙齿出了问题，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对牙齿的要求就格外高。“我的牙齿不是很好，为了防止万一，医生建议拔掉全部有‘嫌疑’的牙齿。于是，一下拔了10颗。”

而考验还不止这些。队员们面临的不仅是身体、体力上的挑战，还有精神意志上--除了要忍受极地高海拔地区的寒冷、缺氧、暴风雪外，更需克服与世隔绝的茫茫冰原给内心造成的紧张、焦虑和孤独。

孤胆英雄闯险峰

“南极考察是很艰苦，很危险，但谈不上献身--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目标就是寻求未知，我是抱着好奇心去的南极。”刘小汉说。

1984年1月，结束法国学业获地质学博士的刘小汉刚刚回到祖国，就被推荐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员的选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1984到今年1月，七赴南极。在1992年召开的国际科学理事会南极科学考察委员会上，秦大河与他一同据理力争，介绍中国科学家已开展过的科研项目，最终使大会宣布中山站到冰穹A的考察路线由中国承担。这25年来的亲身经历使他体会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极地考察活动，其实都是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和科研水平的体现。

10多年前，亘古沉默、人类几乎没有或不敢涉足的格罗夫山听到了脚步声--50岁的刘小汉率队一行4人单车独闯，只凭着多年前一张并不清晰的卫星地图，冒着重重危险，探出一条宝贵的考察线路，成为世界上首支进入该地区的科考队。

1958年，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格罗夫少校首次在此着陆，被澳大利亚南极地名委员会以他的姓氏命名。格罗夫的英文（Grove）有“小树林”的意思，如果从天上看去，这片3200平方公里的地区蓝冰覆盖、64座冰山起伏、岛峰凸现，虽然仿佛一片森林，可是它的粗犷险峻却远非静谧的小树林可比，尤其是山都非常陡峭，冰裂隙密集，风速大都每秒40、50米，科考起来非常危险。1998年以前，格罗夫山还是南极地质研究中的一块空白。而对科学家来说，这是一部解读地球神秘历史的无字天书，里面隐藏着无数关于全球地质变迁、气候变化、行星运行的远古秘密。

1999年，刘小汉旧地“重游”。出发前，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夫人是‘自力更生’的楷模，只是女儿还未长大成人。”因为此行考察队要第一次深入冰缝。同时也是第一次借助绳索、软梯，实施冰缝内部直接观测并取样。而这里的冰缝又被称作“地狱之门”--冰厚2000多米，冰下地形复杂，不可预测，冰裂缝往往直上直下，宽处像一条大峡谷，窄处几百米到几厘米不等；或具有隐蔽性，厚厚的积雪常年覆盖在上面，与无冰缝地带的雪面毫无差别。考察队员们每前进一步都极端危险，步步都要万分小心，一旦坠入，后果不用设想。

还有一次，摩托车震塌了好几条冰缝，其中一条有4米宽。冰缝如同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底下是汹涌的海水。刘小汉想绕道，但四周全是冰缝，已无退路，只能强行通过：默默祈祷，加足马力，车“ 轰”的一声飞驰而过。

格罗夫山考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回收陨石。1999年1月，刘小汉和同伴刘晓春在完成了一次地质调查后，骑摩托车离开，刘晓春忽然示意停车……他们发现了第一块陨石。加上后来的几次上下山，中国人在格罗夫共收获陨石近万，目前已鉴定的1000多块中，已确定有火星陨石等一批珍贵样品，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含金量最大的成果之一。

成果还包括，首次发现系列古土壤；完成格罗夫山核心区110平方公里的第一张1：2 .5万比例的地形图……

给科学家们带来喜悦和乐趣的，当然还有许多。如南极的“主人”企鹅。“成年企鹅大多是成双成对或一家三口站在一起，追逐、嬉戏，‘两耳不闻周围事’，而它们都不怕人。”刘小汉说着，脸上挂着慈爱的笑容。“你到跟前，它们都很友好；你给照相，它们往往昂头挺胸，头抬得很高，让你一次拍个够。”他曾想抱抱南极企鹅里最大的帝企鹅，“可我这样的大汉都抱不动。”

当考察队人员在南极的“家”附近踢足球时，企鹅也常常围观。而远处有海豹呼呼大睡，被无意踩到也毫不“在乎”，接着“岿然不动”。

中国科学家首先采用地质学和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含动物粪的沉积层中创造性地恢复了过去3000年来南极企鹅种群数量的变化规律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后又利用沉积层中海豹毛发数量的变化恢复历史时期海豹数量，探索极地生态群落历史变迁和环境变化的关系。

今年1月，南极的夏天，也是企鹅繁殖的季节。刘小汉再次造访一个企鹅岛，却惊异地发现--岛上目前的企鹅只有20多年前的1/3了！“企鹅都是按一个个营地生活的，每个可以有几万只，最多可能是上百万只。”他说，南极的生物链条相对单一，食物链条下端一般只有几种动物。“企鹅数量减少和种类发生变化，到底是因为气候原因，还是人为原因。这还需要科学家立个项目来具体研究。”

还是在这个月，刘小汉去考察了一处冰川，却不曾想“冰川”已消失殆尽。“4年前，此地还是遍地冰川，可现在已经变成河水了。”他唏嘘不已。“目前，对全球变暖现象，专家们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变化快，有人则认为会慢，我们刚刚看到的，应该成为专家讨论的一个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