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面临的一道迫切难题。2008年2月，第一本系统阐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书籍--《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下简称《攻坚》），自进入公众视野后便受到了外界的格外关注，这不仅与其敏感的内容有关，更与该书作者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这本书的作者大多来自中共重要智囊机构--中共中央党校。于是，外界普遍猜测这本书有着强烈的官方背景，代表着官方的立场。《北京周报》记者采访了担任《攻坚》一书总撰稿的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

《北京周报》：《攻坚》受到各方面的强烈关注，这种结果是在您的预料之内吗？

周天勇：这本书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确实是我们所没有预料到的。在我看来，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谈论了很多年，但具体怎么改，以及改什么，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系统的总体方案，而《攻坚》一书正好迎合了这个需要；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遇到了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又大多体现在政治体制层面，如果不改革，经济发展很难持续下去，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第三，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很多国际场合也明确表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中国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

《北京周报》：现在外界普遍猜测《攻坚》有官方授意或认可的成分，是这样吗？

周天勇：《攻坚》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成果，并没有官方背景。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个课题，由中共中央党校来做是最合适的，具有很多独特优势。换句话说，如果由其他研究部门来承担，很可能夹杂部门利益在内，导致研究结果失去公正性和客观性。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这么一个敏感而复杂的课题，一般的研究部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政治体制运转的实际情况，很难或者不敢有所突破。

《北京周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真的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

周天勇：可以说，中国已经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关口，不改没有出路。在我看来，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来自于未来的压力，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危机：第一，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能否持续下去，即重视工业,高资源消耗，以大企业、大资本和大项目推动，而第三产业总是发展不足,这种发展模式显然给资源供给和环境承受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第二，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中国这个13亿的人口大国怎么解决大量农民向城市转移就业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压力越来越大的城镇就业问题；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整个社会缺乏创新活力，主要原因是政府在某些环节管的过死，如行政审批、注册登记、罚款收费等，其结果是腐败滋生，加大了交易成本，消减了创业积极性。

《北京周报》：政治体制改革从实际情况看来进展还是比较缓慢，请问其中的主要阻力何在？

周天勇：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也有了改革的决心，从目前来看，主要阻力是来自于某些权力部门的利益之争。

《北京周报》：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是事实，但改革总得要进行，您认为突破口在哪？

周天勇：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改革，而政府改革的重点是预算改革。在中国当前情况之下，最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管住政府的“钱袋子”，为此就要进行预算改革，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北京周报》：在您看来，如何进行预算改革呢？

周天勇：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预算改革：一，全部收入统一收到财政部，不能以各种形式分留在某些部门，中国政府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家底”到底政府各部门收了多少钱；二，国务院设立预算管理办公室，会同财政部编制预算，这样是为了把财政收、支真正分开，即财政部只管收钱，编制预算则主要由国务院预算管理办公室来负责，不能像如今财政预算的收支安排均由财政部来完成；三，财政预算应该提前半年或者九个月提交到全国人大代表，为他们审议财政预算留出足够时间，不能像如今直到开会时下发给人大代表；四，在全国人大设立预算委员会，由这个机构负责对预算进行审查，然而把审查意见汇总到人大代表和专家委员；五，人大代表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对财政部、预算编制机构进行质询，双方应该展开辩论，必要的时候还要就其中有争议的内容举行听证会。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

《北京周报》：根据《攻坚》一书，到202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成初步的民主法治国家，请问这个目标的具体内涵包括哪些方面？

周天勇：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在党的层面，是要实现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二，形成人民、人大、政府、司法之间的制衡框架(the framework of checks and balance)。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议会制度本质上是辩论制度，可是现在中国人大代表的规模达到了近三千人，由于时间和成本的原因，根本无法形成辩论制度，为此中国应该缩减人大代表的规模；三，民间组织充分发展，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显著提高，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得以形成。

《北京周报》：根据《攻坚》一书，到2040年，中国应该建成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对此，有舆论认为，您设计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过于遥远，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天勇：《攻坚》一书的重点是分析2020年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至于从2020-204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如果外界把重点放在2040年这个节点上，实际上是偏离了本书的主旨。有人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计划的，我觉得这种看法不正确，改革一定要有计划，有计划总比没有强，因为任何改革应该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但是，结果到底如何，还主要取决于实际发展情况。

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如果能实现《攻坚》设计的202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在我看来，这里面的难度其实很大。至于设置2040年的远景目标，我想2020年以后，还会有新的研究报告出来。

《北京周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您反复强调要保持政治上适当集中以及社会稳定，请问理由是什么？

周天勇：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强有力控制下保证不出大的社会问题，同时又能在这种强有力控制下推进改革。任何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以导致国家解体为代价，这是改革的底限和原则。

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模式，面临什么情况，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前进。在这方面，中国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以借鉴，更多是走自己的路。中国整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稳定的国家，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盼。

背景

《攻坚》的核心内容：

《攻坚》一书，由一章总论和十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组成，明确回答了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十个研究报告涉及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共执政能力建设、人大制度的改善、政协体制改革、立法民主化、行政体制的改革、财政预算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司法体制以及民间组织与宗教等。

《攻坚》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三步走”的方案：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2001年，主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阶段，从2002年到2020年建成一个初步的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在这一阶段，根据改革侧重点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三个子阶段”：2002年－2010年，重点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和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进行一些国家权力和司法机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的改革；2011年－2016年，重点是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完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形成现代的权力制衡机制；2017年－2020年，在前两个阶段培育社会组织和发挥宗教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以及公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包括对社会有益的宗教体系，形成现代的公民社会。

第三阶段，从2021年到2040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