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上海代表团正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三名农民工代表之一的朱雪芹首次在这个庄严的场合发言，行使自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力。

“我觉得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好。报告有8处写到了农民工，全都写到我们农民工的心里去了。”朱雪芹在开场白中说。

这是朱雪芹在上海代表团审议结束后离开人民大会堂上海厅。

作为2987名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国家最高立法机构）代表中的3名农民工代表之一，来自上海的朱雪芹在媒体的层层包围下，第一次体会到了做“明星”的感觉。今年31岁的朱雪芹，12年前从农村老家来上海打工时，只有中学文化水平，可是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和聪明伶俐，她已从一名普通的低级缝纫工成长为一家中日合资服装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兼日语翻译，而且成为上海市第一批农民工劳动模范。

“这十几年来，我经历过的事情、付出的努力，非常坎坷。要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才能更好、更快融入这个城市。”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朱雪芹有些动情了。她还透露，到目前为止，她的“户口”仍在农村老家，尽管自己现在被尊称为“新上海人”，可她的“身份”实际上仍是农民。

“我是上海400万农民工队伍中的一分子。” 朱雪芹反复强调这一点。在她看来，与十几年前相比，农民工无论是在工作方面、生活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地位。

“农民工现在最关注的地方就是社会保障问题。”朱雪芹直言。在这次人代会上，她提的议案均是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

农民工养老保险有望实现“一卡通”

近几年，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在一些地方已有了明确的规定，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不断扩大其覆盖面。如今，有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主要集中在养老保险方面。

农民工长年在城市工作，年龄大了以后，他们只能回到农村，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农民养老的主要凭依是土地，当失去劳动能力时，他们只能是依靠子女养老。可是，他们的子女也如父辈一样，早早地离家进入城市打工，长年在外，指望他们养老已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早解决农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养老问题，这将日趋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

2008年3月5日，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抓紧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

流动性过大，是影响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的主要难题之一。有调查表明，农民工中跨省区流动的占72.8%，务工3年换过两个以上单位的占67.2%，有的一年就换两三个单位。而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职工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这意味着，在现行的社会保障体制下，一个农民工要想享受养老保险，必须在一个地方连续不断工作满15年。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尚无法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即不能实现全国“联网”，这意味着一个地方的农民工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就业时，其养老保险无法随之转移。而且，根据目前的制度规定，如果农民工要异地转移保险金，只能转移个人账户部分，企业和社会统筹部分则不能转移。在这种情况下，2008年初，在农民工集中返乡的时候，率先在全国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珠三角地区便出现了农民工“退保”的现象，有的地区退保率竟高达95％以上。

“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障这个问题，首先要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比如养老保险首先要实行省级统筹，不能再由各市、县各自进行统筹。”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说。

“经过今明两年的努力，全国将实现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其人员流动、关系的接续和转移可在省内实现‘一卡通’”2008年3月9日，田成平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实现省级统筹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跨省市人员流动的养老保险和其他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他透露，具体办法相关政府部门正在进行调研，最快有望2008年内出台。

根据中国政府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中国要建立城乡覆盖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个时间底线。

农民工住上“廉租房”

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在为城市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生活条件却并不理想。来到城里后，由于经济条件以及工作特性，很多农民工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大多只能选择在工地或工棚中容身。

2006年3月，中国政府在出台的首个有关农民工的专项政策文件中规定：要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条件。此后，各个地方开始探索改善农民工“廉租房”的各种办法。

西部直辖市重庆是一个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近年来，为了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庆市政府在主城区先后建成“农民工公寓”共36个，为1.3万名农民工提供了廉租住房。据重庆市南岸区一处名为“棒棒公寓”的负责人介绍，“棒棒公寓”现有407个房间，已全部住满，入住的1700多人中，95%以上都是农民工。与早期入住的分散务工人员有所不同，他们大部分都把家搬过来了，过起了真正的家庭生活。

渝中区是重庆市金融、商贸、信息、文化中心，有进城务工农民10万多人，40岁以下务工青年近7万人。为了尽可能给农民工建设价廉质优的“农民工公寓”，渝中区主要是在盘活城市闲置房和老旧房屋上想起了办法，例如，有的利用劳务市场空置房改建，有的利用中小企业闲置车间库房改建，有的将破产小企业转为经营农民工公寓等等。

让民工住上“廉租房”，既便于加强管理，又让农民工有了“家”的感觉，还能激发农民工工作的积极性，无疑是多赢之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廉租房”都能得到农民工的青睐。

中部湖南省长沙市登记在册的农民工有近40万。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长沙市政府近年来投入资金兴建了618套廉租房。这些“农民工公寓”，食堂、阅览室、影视室、澡堂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既配套了方便农民工存放工具的杂屋，又设计了个人使用壁柜，安装了带对讲系统的不锈钢单元防盗门。社会化的物业管理还将为他们提供公共食堂、水电维修等各项服务。农民工只要花上50-70元，就能租住一个月。可是，结果却出乎意料，这些农民工公寓竣工18个月后，农民工却只租用了其中的26套，租用率仅为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呢？分析人士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的住宿和工作流动性强等特点。这些廉租房的价格虽然不高，但大多离农民工打工的地点较远，如果加上来回产生的交通费，对收入不高的农民工来说仍是不小的负担。此外，申请农民工公寓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入住方必须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经当地劳动主管部门备案。但现实情况是，目前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临时性的工作，能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对于这些人而言，也只能对农民工公寓望而却步了。

“有关部门出台农民工廉租房政策之前应进行深入调研，尤其应多听听农民工群体自己的意见，操作时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仅有一心为农民工解决实际问题的热情还不够，否则可能会吃力不讨好。”安徽省时评作者刘纯银说。

资料：

据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中16至30岁的占61%，31至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其中，男性占66.3%，女性占33.7%。外出进城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劳动经济学专家蔡昉的一项研究成果，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中，有21%直接来源于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世界银行的一项报告表明，1978年～199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其中就有一个百分点来自于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

国务院研究室调查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

据2004年统计年鉴显示， 2003年中国城镇劳动者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765元，而农民工仅为14元，差距高达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