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人集中的农村还没实现基本养老覆盖的情况下，中国劳动社会保障部最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所有老年居民均能“老有所养”。

“这个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全国老龄工作的专门机构）副主任袁新立强调说，“只不过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养老体制是低标准、广覆盖，因此这个‘老养所养’只能是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

中国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国家，不仅基数大（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60岁以上老人超过上亿的国家），而且城乡、地域差距非常明显。最为重要的是，中国60%的老人集中在农村，而这正是中国养老体制的薄弱环节。由于老龄工作起步较晚，中国在养老问题上留下了很多“历史欠账”（最突出的是养老金缺口）。

“养老标准不高，是跟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中国能在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袁新立对《北京周报》说。

下一步工作重点

上世纪初，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天津市南开大学社会学教授袁辛预测，中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正以每年85万人的速度增长，今后20年将增长到1.2亿。

可是，中国的基本养老体制并没有覆盖到农村。据国家老龄委2006年初公布的数据，全国只有5500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还不到应该参保农民总数的10％。这种情况在某些地区更为严重。例如，北京14个郊县60岁以上的老人农民共有约60万，其中，只有2.3万人领取养老金。

在这种情况下，大约94%的农村老人完全是由子女或家庭赡养。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严重挑战。

一方面，由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家庭逐渐小型化，大多以一至两个子女为主。此外，随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前只在城市里出现的“空巢老人”现象，如今在中国农村也日趋普遍。由于子女长年不在身边，依靠家庭养老逐渐成了一种泡影。

于是，针对这个严峻现实，劳动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由城镇为主向城乡统筹、由城镇职工为主向覆盖城乡居民的重大转变。为此确定了两个工作重点：一是制定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办法，另一个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逐步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农村养老体制还只是处于探索阶段

“种了几十年菜，做梦也没想过老了还能月月领到养老金。”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西河区大营门村一组的马菊兰高兴地说。

马菊兰是大营门村养老基金会首批入会的7位老人之一。该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5月，发起人是哈密市营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崔勇。

大营门村地处哈密市近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城市不断“膨胀”，该村耕地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一。尽管这几年国家提高了征地补偿的标准，可对于大部分失地农民来说，靠什么养老，仍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崔勇创办的公司是借助政府提供的特殊优惠政策，通过参与开发本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企业，公司包括崔勇在内的108名股东，全是本村农民。为了回报村民，崔勇创立了“营丰养老基金会”，提出每年拿出5％的公司经营利润捐助基金会，另外将30间商业门面房的永久经营权无偿转让给基金会。

然而，类似于大营门村的例子在中国却是寥寥无几，可这就是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现实，即农村养老大多只是停留在民间的探索，其发展程度完全取决于一个地方的经济水平和思想观念。

其实，早在2004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农村推广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种制度是采取个人缴费（一年200元）和政府配套资金相结合的办法。可是，这种制度很快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推行这种制度时机还不成熟，遇到的阻力很大，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民的养老保险意识不强，加上对结果不看好，因此不愿意拿出钱来参加养老保险。” 袁新立解释说。

对于下一步怎样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袁新立透露说，中国政府还只是处于探索研究的阶段，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农村推广养老社会保险，重新被提到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将采取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法，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这项政策的好处。” 袁新立说，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老人，中国政府将考虑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加以解决。

袁新立说,农村现在的高龄失能老人越来越多，达到了3200万，这些老人全部需要长期照料（难以依靠子女），而且有病在身，可农村养老福利机构的对象，针对的却是那些无子女的孤寡老人，一般的医疗机构也不愿意接受这些老人。因此，谁来照料这些老人，就成了一个很急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