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快速来临，如何维护老年人权益，已成为中国急需面对的现实问题。1996年10月1日，中国首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下简称“老年法”）开始实施，至今已有11年，期间未经任何修订。由于现实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部法律已不能给老年人维权提供足够的支持。

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老年法的修订已列入中国国务院2007年的立法计划，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中国老年人权益状况如何？现行老年法存在哪些不足？老年法修订面临怎样的难题？2007年12月7日，《北京周报》采访了老年法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负责老龄问题的国家机构）办公室副主任曹炳良。

记者：您怎样总体评价中国老年人的权益状况？

曹炳良：在我看来，中国老年人总体上还是处于一个“弱势”地位。这是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中国以前是一个家长制社会，年龄越大，在家庭中的地位越高，掌管家庭中的大小事务。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子女在经济和思想上日趋独立，结婚后一般都会离开父母另组家庭，而且很多会离开家乡去外地谋生，长年在外。此外，由于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不高、思想观念比较落后、法律意识不强，这种种因素都导致老年人更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例如，现在社会上很多诈骗、敲诈等不法活动，有很多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

记者：从已有的案例来看，当前老年人哪些权益最容易受到侵犯？

曹炳良：遗产继承纠纷、子女拒绝赡养、子女阻止父母再婚，是当前老年人维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最为突出的三个问题。与此相对应，老年人的财产权、受照料权、人格权和婚姻自由权，往往成为被侵犯的“重灾区”。

记者：现行老年法已实施11年了，要更好地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必须尽快对该法进行修订。在您看来，现行老年法存在哪些不足？

曹炳良：应该说，这部法律刚出台时在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对于推动中国老龄化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部法律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这部法律大多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刚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强。这是该法不能很好地为老年人用来维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这部法律对未来的发展预计不是很高，导致一些条款很快就“过时”了。例如，现行老年法规定中国养老的模式是家庭养老，可是，随着社会现实的飞速发展，家庭照料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已不能完全承载养老的重任。

记者：老年法修订已进行到哪一步了？它将经历一个怎样的过程？

曹炳良：2007年初，修订老年法正式列入国务院的立法计划。2007年3月，老年法修订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这个小组由十几个国家政府机构联合组成，其中由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起主导作用。我们目前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以及展开调研，我们的计划是2007年底拿出建议初稿，提出哪些内容应该修订，哪些内容应该保留；2008年，争取将老年法修订草案提交国务院初审。在这过程中，我们会广泛听取老百姓以及业内专家的意见，同时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成果，使立法过程做到公开、透明。

记者：老年法修订过程中，外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有哪些？

曹炳良：外界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我们在修订法律过程中都会重点考虑，并尽可能在新法中加以体现。从目前来看，养老保障以及社会照料服务问题，是老年人反映最多的两个方面。此外，由于老年人不懂法或者法律法规不明确，“打官司难”在老年人群中表现的比较突出，因而，如何加强对老年人的司法保护，以及如何明确侵犯老年人权益的法律责任，也是反映比较集中的两个问题。

记者：老年法修订过程中是不是遇到很多的难题？

曹炳良：老年问题非常复杂，经济、道德、法律因素经常搅和在一起，这增加了立法的难度。例如，现实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老人把侵占自己财产的子女告上法庭，法庭判老人胜诉，子女也赔偿了相应的费用，可是，很快老人就撤诉了，原来是闹了矛盾后，子女再也不上父母家了，老人感到孤独无助，出现了精神危机。相比于经济损失，后者是老人更加难以承受的，因此只好撤诉以求得子女的“原谅”。

记者：您对老年法修订有什么预期？

曹炳良：新的老年法，必须强化政府的责任。在养老这个问题上，政府必须起主导作用。此次老年法修订，我们的原则是立足当前，着眼未来。这个未来我们定的期限是10年，也就是说老年法修订后至少要管10年。可是，要预想未来10年中国可能发生的情况，无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老年立法不仅仅是涉及到现在的老年人群，实际上涉及的是全体公民，因为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这是老年法的特殊性所在。

我现在才深深体会到，老年法牵涉的问题真是太复杂了，这是我之前所没有想到的。说心里话，我感到压力很大，能不能做好这项工作，心里还没底。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在我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之前，力争使新的老年法早日出台，并得到社会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