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超生新贵”的数目还远远比不上农村地区的“超生游击队”，但在很多人看来，前者的负面影响却远远大于后者。

“一旦超生成为富人阶层的特权，必将导致城市居民公平感的丧失及情感上的煎熬。可以这么说，如果放任富人超生，必将导致已有进步生育观念的倒退，为计生工作带来更多波折。”广州《南方日报》刊发评论认为。

“富人名人超生有悖公平，凭什么有钱就能违反基本国策。”、“富人不怕罚，穷人没的罚，计划生育只计划了社会中下层。”类似的言论在网络留言板上随处可见。

“现在养小孩越来越贵，而且多生一个还要缴纳高额的罚款，我们普通工薪阶层很难承受，可对于一些富人、名人而言，这一切都不成问题。” 在北京一家私人企业工作的刘时明说。

为了回应舆论，国家计生委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缴纳“社会抚养费”仅仅是控制违法生育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也就是说，绝不意味着有钱就可以多生，“超生”不是富裕人群的特权。

从记者调查情况来看，对于富人、名人超生这个棘手的问题，目前国家计生委正在研究修订相关的法律政策，一些地方计生机构已开始探索一些新的应对办法。

最近，辽宁省加大了对富人、名人超生的查处力度，除按规定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外，还将建议相关部门取消其社会荣誉称号，以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资格。

查处名人、富人超生的一大难题，是这些人大多住在管制森严的高档住宅或个人别墅，一般人员很难接近他们，不好掌握其个人动态信息。加上现在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私权保护意识提高，使得这项工作更增加了难度。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计划生育机构开始在富人、名人集中的高档封闭住宅小区探索一种新的工作思路，主要做法是实现街道（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派出机构）、社区（民间自治组织）、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等相关机构与当地政府计划生育部门的联动，以便及时掌握这些富人、名人的生育动态，并在小区内设置计生宣传栏等。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杨魁孚认为，除常规罚款外，应将城市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记入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这个诚信体系相关部门共享，以便对这些超生人群实施限制贷款等惩罚性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特殊国情（人口总量大大超出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的背景下，对公民生育权作出的一种“暂时限制”，是所有公民都要遵守的“社会契约”。可是，如今很多富人、名人只要交钱就能超生，计生部门很难作出有效控制，这说明中国有关控制人口的法律规定和制度安排不够完善，还有调整和修改的空间。当前应该深入研究加以修订，使富人的违法空间变得狭窄。

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对富人、名人超生实施比普通人更加严格的惩罚措施，甚至有人建议国家在刑法中增设相应条款，对这类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任何措施，都必须维护生育公正，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穆光宗教授认为，但用刑法来制裁超生行为，实际上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