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反弹重压下的困境

根据中国政府的人口规划，到2010年，全国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13．6亿以内（目前大约是13.3亿）；到202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4．5亿左右。据张维庆主任介绍，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至今少生了4亿多人，使中国达到13亿人口推迟了4年。

可是，在这种成绩面前，中国政府仍然有着很大的担心。在2007年1月22日发布的一项有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中国政府警醒地作出如下判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据张维庆主任介绍，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高峰，而且，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

因此，在人口反弹重压之下，中国政府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正给予格外关注。作为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最高行政官员，张维庆对这个问题也是态度解决，表示“富人、名人超生虽然总量不大，但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一律依法严惩”。

然而，现实情况却十分尴尬。

按照2002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于超生者，主要采取两种办法进行处罚：一是行政手段，由单位对超额生育者予以纪律处分，例如调职、降职、减薪等；二是经济手段，要求违规者交“社会抚养费”。具体罚款标准各地不一样。

但富人超生家庭大部分是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没有单位约束，而且，他们的配偶一般都是家庭主妇，也没有单位，因此行政处罚根本失去了作用。至于高额的“社会抚养费”，他们这些人更不放在眼里。这些高收入人群为了超生，甚至主动上交“社会抚养费”，要求计生人员不予干预。显然，社会抚养费作为经济杠杆对于限制富裕阶层超生也已基本失效。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类犯罪行为主要是针对“拒绝、阻碍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这显然与超生无多大关系。

“现在的政策只能管住有单位的，对于没单位的富人、名人很难管住，而且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有政治身份，更是拿他们没办法。” 袁卫国无奈地说。

在法律政策乏力的情况下，张维庆表示，对于富人、名人超生现象，目前仍只能以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为主，在法律上研究加强处罚，在社会舆论上进行谴责。“我们会通过各种方法，使他们（富人、名人）理解、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张维庆言辞中也显得有些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