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成为富人身份象征

辽宁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牟维勇在工作中发现，近年来，很多富人、名人并不在乎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宁可交罚款也要想办法多生孩子，富人、名人超生已成为当前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普遍问题。

超生问题以前在中国农村之所以比较普遍，主要是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如今，根据相关调查，很多名人、富人选择超生，是因为他们已把多子视为身份象征。在这些人看来，与名车、豪宅是身份象征一样，多生孩子也是“富人圈”与普通百姓不一样的新标志。他们甚至认为只要自己按规定交了社会抚养费，超生也是“理所当然”的。

2007年1月下旬，《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实施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在７９１７名志愿参与者中，近68%的人感觉“现在富人、名人的超生现象相当严重”。

“现在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很严重，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已经非常普遍。”东部地区江西省九江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主管官员袁卫国对《北京周报》直言。

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省委党校（地方官员培训机构）教授郑志国2006年底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广东省人口总量实际上已大大超过了适度规模，接近极限，一些地方甚至已出现人口超载，而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正是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严重所致。

2006年11月2日，东北地区辽宁省沈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韩晓明公布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该地共查处700余例超生案件，在这支超生队伍中，高收入人群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而在这些“超生新贵”中，绝大多数为私企老板和个体经营者。与此相比较，2000年之前的10年中，该地只查处了76例富人超生案件。

实际上，受传统观念和文化的影响，在当今经济发达的中国，人们的生育愿望还是比较高的。张维庆也曾提到，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之间存在的较大差距，是中国目前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重要原因之一。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如果没有计生政策的限制，大城市白领选择生两个孩子的要比生一个孩子的多35%。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分析认为，当限制大于实际承受能力时，限制措施可以很好地防止这种愿望转为现实。可是，一旦条件成熟，这种在现行政策下被压抑的生育意愿自然就爆发出来了。

“富人、名人超生就是这种现象的最好体现，因为这些人反控制能力更强，一旦‘有机可乘’，他们自然会实现个性化的生育需求。” 穆光宗教授对《北京周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