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科普

这次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行动计划由中科协发起并起主要的组织协调作用。作为科学家的学术团体，中科协成立于1958年，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开展科学普及工作。很长时间以来，中科协开展的科学普及工作主要局限于技术推广，为生产力服务。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当时人们的温饱问题还没完全解决，你怎么可能让人家有兴趣去了解地球是怎么运转的呢？”朱效民说。

可是，发展到后来，农业部、科技部、林业部等多个国家部委都开展了技术推广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中科协怎么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科学普及怎么定位，这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朱效民说。作为执笔人之一，朱效民参与了中国最近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国家课题研究，该课题由温家宝总理担任组长。对于“2049计划”，朱效民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

在朱效民看来，“2049”计划刚刚发起时，中科协把落脚点基本放在了科普上，但经过深入研究，朱效民得出了一个令人颇感意外又引起较大争议的结论：如果排除了科学教育的作用，科学普及对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贡献很小，至少对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公众而言，科学普及提高不了他们的科学素质。

“从此次颁布的《纲要》来看，‘2049计划’显然改进了原有思路，不再认为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手段就是开展科学普及工作，而是动用了多种手段，其中把科学教育放在了首要地位，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朱效民说。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国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与其受正规科学教育的年限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的主阵地在于学校的正规教育。

“科学教育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由于对象统一，可以做到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以及制定出明确的考核标准，因而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最佳途径，而约束力不强的科学普及，则很难作到这一点。” 朱效民说。

“2049计划”的对象是18-69岁的公民。在这个基础上，《纲要》又从中确立了未成年人、农民等四类重点人群。

“在我看来，确立四类重点人群，反而使得重点不清楚，实际上是眉毛胡须一把抓，在实际中很难操作。”朱效民坦言。不过在他看来，这么做也是出于中国国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失学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和城镇普通劳动者，这也是《纲要》把这两类人群划为重点对象的原因所在。

“对这些失学者进行科学素质方面的‘补充’和‘延续’，实际上是一种‘亡羊找羊’的做法，而且这‘羊’恐怕也会越找越多，永远也找不完。因此，当前最紧迫的手段是先把义务教育失学率这个‘牢’补起来。” 朱效民对《北京周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