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刚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小镇上的一名普通煤矿工人，也是一名基督徒，四年前，由当地教会推荐，高志刚参加了燕京神学院的入学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这所北京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也是最高级的神学教育学府。现在，他已经是神学院四年级的学生了，并担任该校的学生会主席。

“我立志要进入燕京神学院的动力来自于我的信仰，我的父母和妹妹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经常在当地做礼拜，”这位29岁的小伙子在接受北京周报采访的时候说。

高志刚生活的小镇位于内蒙古东北角的呼伦贝尔盟大草原上，地处煤矿区，当地人大部分都是煤矿工人，十多年前，高志刚的父母从邻居那里结识了一些基督徒，并在他们的介绍下，到当地的教堂参加了几次礼拜活动，后来便成了基督徒。在这个不到十万人的小镇里，有5000个基督徒。在最近的七八年里，这个小镇共有5名基督徒在各地神学院校学习。毕业的已经有1个了，在校的还有4个。

在当地做礼拜非常方便，小镇的中心有一座教堂。以前教堂是一个很小的平房，因为聚会的人多，一个礼拜天要聚三堂会才能做完，3年前，当地信众捐资，新建了一个大的教堂，能容纳1000多人，这样聚一堂会就能做完。

“但相对于当地教众来说，传道人员还是非常缺乏的，”高志刚说。

高志刚学习的燕京神学院地处北京北部郊区的清河镇，占地18亩，拥有神学院校最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礼拜堂--清河教堂。这所教堂也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所正规的教堂。

“现在的学习环境和改革开放初期神学院刚恢复的时候简直是天壤之别，”燕京神学院副院长齐铁英牧师告诉北京周报记者。

1983年，北京基督教开办了北京神学院（燕京神学院的前身），招收了7名学生。齐牧师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神学教育后北京神学院的第一届学生。“当时我们7个人根本没有固定的学习场所，只能抱着黑板到处找地方上课，”齐牧师谈起过去的经历，仍然很动情。

后来在崇文门教堂的帮助下，他们在教堂的地下室开设了教室，教室上面也有了学生宿舍。虽然很简陋，但他们总算有了固定的学习场所。

1984年，天津基督教会开办了天津神学院。1986年6月，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十省、市、自治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联合合办了燕京神学院，吸收了北京神学院和天津神学院并入，成为华北地区最主要的神学院，院址暂设于北京市东单北大街43号。1997年9月，在政府的帮助下，燕京神学院从老校址搬迁过来。

现在在校有87名学生，全部来自上述10省市，其中来自内蒙古和河北农村地区的有20多人。他们大多来自基督教家庭。“在现在的中国，非基督徒家庭接受神学教育还是有些难度。而且，城市青年并不多，只占3%左右。”说到这里，齐牧师露出一丝担忧的神色。

 也正是因为燕京神学院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地区，家庭比较贫困，学费成了学生家庭最大的负担。“一年2000元的学费对于有些农村家庭来说，可能是一年全部得收入，可是这笔钱相对于神学院的教学支出，还不到十分之一。我们一年的教学支出，分摊到每个学生的头上，要超过20000元。”齐牧师介绍说。于是，燕京神学院决定，从去年起，免除学生所有的学费，只收取每天5元钱的伙食费。这也远远低于北京的平均饮食标准，神学院每年也要向食堂进行补贴。

那么，神学院的资金从哪里来？“神学院的资金主要来自10省市教会的奉献，某种意义上是北京教会的奉献支撑着学校的开支，”齐牧师说。北京教会的奉献一般是每年四五十万，好的时候能达到70多万。另外，政府每年都会给神学院提供一定的资金来帮助神学院的发展，每年大约10万左右。从去年开始，政府加大了对宗教团体的资金支持，去年，燕京神学院获得了政府75万元的资金帮助。“正因为有了这笔资金，我们决定为学生免掉学费。”

同时，神学院还在节约开支上做足了文章，压缩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在采访中，齐牧师提供的名片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而纸片的反面已经印过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