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也有人把中国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同国家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认为“发达国家必然比发展中国家清廉”或“民主国家必然比不民主的国家清廉”。对此，廖燃分析认为，腐败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同“机会”有密切的关系。只要有机会，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腐败官员都会照贪不误。中国现在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这样一个双重转型过程，为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客观上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从而促成了腐败案件的大量发生。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称，2006年是近年来中国反腐败力度最大的一年，官员腐败呈现三大特点：级别高、贪腐数额大和“群蛀”现象严重。例如，陈良宇案中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数额高达32亿元，中部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此案先后带出包括原市委书记在内的158人参与的“窝案”。

据20余年从事反腐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邵道生观察，2006年中国反腐败另外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依靠中央权威树立铁腕反腐败的姿态。陈良宇腐败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邵道生看来，在这个案件中，作为主角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作为部级官员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被“斩落马下”，若没有中央高层的强势介入，这个案子肯定是查不深、查不透的。

邵道生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反腐败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从而形成了政治学上所谓的“中间梗阻”现象。“这次中央以有力手段快速解决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和陈良宇问题是强化中央权威的需要，也是当今社会反腐败的需要。” 邵道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