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不点儿，我老的时候你会养我吗？”当35岁、刚刚当爹的韩文山把出生没几天的儿子从北京妇产医院接回家里时冒出了这么一句。
    中国素有“养儿防老”的传统，但是在通往现代化的里程中，这一观念逐渐被淡化。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和身体素质加强，中国也出现了与世界其它很多国家同样的趋势--长寿和低生育率，人们活得越来越长，生的孩子越来越少。而20多年前开始推行“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如今许多中国家庭（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都身处典型的“4-2-1结构”--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里，一对夫妇要承担赡养两对老人（他们各自的双亲）、培养下一代的艰巨任务，他们老了又需要这唯一的子女来照顾。
     不过，在此背景下，一个悄然隐伏、很多人并未意识到却无法忽视的巨大障碍正横亘在中国人面前，这便是人口的“老龄化”。

                                         老龄化速度快

 老龄化是长期趋势，正在影响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前不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表明，上世纪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05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接近1.4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11%。
    庞大的老年群体无疑需更多人力物力去照顾，养老院也要不断添加床位……特别是，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现实。而人口老龄化关涉到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它给每个家庭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更会形成令人不安的经济后果和社会问题，给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供应、养老金体系乃至家庭社会伦理观念提出最严峻的挑战。
   “我早已从报纸上得知，1999年中国就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但我不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度认为，养老是一个离自己挺遥远的话题。”韩文山说。
    他与妻子陈净双方父母都有退休金和社会医疗保障。他们与韩的父母同住。每隔几天，陈会到自己父母那里看看，帮助收拾收拾家务，更重要的是陪老人聊聊天……直到去年，父亲的一场大病让韩切实感受到养老和养小（包括孩子在其母亲的独子里）的双重压力，“真有点儿力不从心。”现在回忆起来，他都有些后怕：治疗与住院费加在一起有十几万，虽然老人也有基本医疗保险，但由于原所在单位效益不好，大部分无法报销，而老人1600元左右的退休金显然不够支付医院费用。“钱差不多都是我们夫妇俩出的，几乎所有积蓄都要光了。”韩文山说。在一家民营公司上班的他称自己“还算富裕的”。
    老人病愈出院之后，韩文山去银行给各自父母均开了一个账户，每个月都存入一笔钱。“跟保险差不多，当作备用资金，万一有大笔的医疗开支，就动用这笔钱。”现在，每个月除了给父母存养老备用金以外，他还要给孩子存一笔数额不小的教育基金。“这些日子忙得‘昏天黑地’，可大部分工作都是自找的--养老费，教育费，日常生活费，房贷，不玩命干活怎么扛得住？！”
    韩文山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也开始有了计划。一方面往银行里多存些钱，并购买商业养老医疗保险，同时还“玩玩”股票，“多个来钱的渠道。”
    “在养老方面，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要有前瞻性。”韩很担心，“在我同龄人或同事上下，有此看法的人还为数不多。”
    在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著名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应对老龄化在思想、物质等不少方面还缺乏准备与应对措施。但他也承认，老龄化现象的巨大影响已经引发中国官员和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会坐视危机的发展。
    的确，有关方面正在行动，以设法寻求解决的方案。不过，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没有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难题之多，令一些专家以“捉襟见肘”来一言以蔽之。例如，在他们看来，中国退休年限间隔颇大，一般从50岁到60岁之间都可以，因而建议可以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现在女职工55岁、男职工60岁的退休年龄在2030年之前推迟到65岁。不过，尽管提高退休年龄可以缓解养老金系统的压力，但同时让年轻人更难找到工作，并且，许多年龄较大的人也会产生怨愤。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大好年华”没有赶上中国经济繁荣的好时候。还有专家建议，可以进一步放松生育政策，而立即遭到另一些专家反对，他们认为“这可能也于事无补”。其理由是，内陆贫困地区可能会生更多的孩子，但城市人则越来越放弃生更多的孩子。依据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的说法，更多的生育只能改变一个社会整体的人口结构，延缓老龄化进程，但对老龄人绝对数量的增加并没有什么影响。
    更大的一个不利因素也许是，中国仍是一个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经济实力和手段很有限。“其它大多数国家在达到类似的老龄化程度时，它们的人均收入都是中国目前的3倍以上。”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所属的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指出。
    很显然，中国遏制、扭转和解决老龄化问题必须针对“未富先老”的国情，只能另辟蹊径。
    不少专家表示，现在仍有机会寻求到最终的解决办法。同时，他们也提醒说，机会之门有可能在未来25年内被渐渐关闭。2006年2月23日，国务院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2001年至2100年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表示，2030年至2050年是中国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佳时机也就是在2030年之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李本公说。“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转为‘老年型’，中国仅用了18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历史性的转变。”据李本公介绍，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982年是5%，属于成年型，而到了1999年就达到了10%，变成老年型。由此，有关方面预测，中国老龄人口化最严重的时候（峰值期）是在2051年，届时老龄人口将达到4.37亿，而到了2030年形势就会最严峻。“我们要抓住‘黄金机遇期’，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最重要的时期，如果错过这个时期，就会追悔莫及！”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