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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大学生成为失业重点人群
2005年7月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广告系的于晓丽，在一家广告公司“实习”近一年，从没领过工资，她却仍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
“公司规定新来的人都得实习，两个月的实习期没有工资。可是公司总以各种理由一再延长实习期。我们总感觉干得不错，也许很快就要转正了，到别处还得重新开始，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于晓丽说。
然而，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今中国，像于晓丽这样的大学生并不是特别少。一份关于“2006大学生就业力调查”的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26万人中，“零工资就业”的人已占被调查者的0.8%左右。
“工作快一年了，还要靠父母定期寄生活费，我现在开始怀疑上大学是否值得。”于晓丽对今后的生活感到十分茫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中国就业政策的主要方向。可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认为，随着以大学应届毕业生为代表的新增劳动力就业难的凸现，中国就业战略重点正在逐步转移到这些新成长的青年身上。
“在北京一个月生活成本到底是多少？”这是时下部分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底线”。北京林业大学的毕业生李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要在北京生活，就算和别人合租，每月房租水电至少800元钱，吃饭至少500元钱，交通费电话费一个月至少300元钱。“1600元是底线，工资不能再比这个低了。”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本科生毕业第一年的工资达不到这个“最低成本”。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只好租地下室、吃街头小吃，他们戏称自己是“高知识贫民”。
根据全国的调查，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有效需求有限，仅占新增岗位的22%，高校毕业生总人数增加22%，而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却降低22%。
“今后失业的难度主要表现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比较困难，而最为突出的又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
一直以来，送子女上大学是很多中国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唯一希望所在。然而，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最终完成学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只能勉强在温饱线上挣扎，无法帮助自己的家庭。
“如果连送孩子上了大学这条出路也变得黯淡无光，贫困阶层岂不只能世世代代贫穷下去了吗？”广州《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分析认为，大学生就业难这种趋势如果发展下去，将带来一系列深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加剧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
根源：人才结构性过剩
“高学历失业”在中国已成一种普遍现象，但事实上，这并不是意味中国人才多的用不了，而只是一种结构性过剩。这表现在理论型人才比例偏多，技术型、应用型人才比例过小；财会、文秘、中文等“通才”相对过剩，而高新技术、高级管理等“专才”紧缺；从人才流动方向看，一些高学历人才喜欢在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及某些待遇优厚的行业扎堆，而一些条件相对较差的中小城市则高学历人才偏少。
因而，在中国就业市场中不难看到如下一些怪现象：在众多高学历人才感叹工作难找的同时，很多企业却在为招不到优秀的人才而苦恼，一些行业甚至闹起了“技工荒”。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资料，中国目前共有技术工人大约8700万人，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为360万人，仅占总量的4%，而企业需求是14%，相差10个百分点。例如，在东部地区制造业大省浙江，机械设备装配工供需缺口为1∶7，焊工供需缺口为1∶8，数控铣工供需缺口高达1∶21。
数据显示，中国从业人口中具有各类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仅占5%，而1998年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为26%。显而易见，中国还需要培养更多的高学历、高素质劳动者。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2006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指出，由于用人观念和制度安排存在欠缺，中国人才利用效率不高。该报告指出，“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的人才高消费趋向，成为当下人才浪费最典型、最普遍的方式。“仅2005年一年，中国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无端消耗。”因此“高学历运动”严重浪费了中国人才。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梁小民分析认为，待业劳动力的技术结构失衡造成相当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就业的困难，其根源则在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
梁小民认为，教育资源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其配置也应该以效率为导向。这种效率就在于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学校培养出的人才社会不需要，这些人找不到工作，而社会所需要的人，学校没有培养出来，这就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误。当前，这种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误就表现为高等教育“爆米花”式的膨胀，而中等职业教育的相对萎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并不多，把有限的教育资源过多地用于高等教育，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为目标，无疑有点超前了。” 梁小民说，在中国经济仍不十分发达，人口又相当多的情况下，大学仍应定位为精英教育，以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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