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在离开乌鲁木齐之前，因为预感到未来的几天将是艰苦的路程，我像普通的旅游者一样，特意去了著名的维吾尔族餐厅“五月花”，喝着深紫色的石榴汁，听着现场演奏的木卡姆，飘飘然——许多人用“西域风情”来形容新疆，所谓的西域描绘的正是新疆多民族融合的状态：各个民族不同的语言系统，游牧和农耕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还有那凌驾于生活方式之上的缤纷的想象力，凡此种种碰撞，形成了众多人心目中神秘和伟大的感觉。

我们走的是一条简单的路线，向新疆西端的伊犁河谷进发，途经奎屯，一个兵团生活占据主导的城市；博乐蒙古族自治州，这里的草原上的牧民保持了流动的放牧方式；最后翻越天山峡谷中的果子沟，到达伊犁，了解西北五省最大的口岸霍尔果斯的情况。

这些全和新疆农产品的全球化有关。

全球化体现在新疆农产品上尤为突出。棉花不用说了，新疆的长绒棉一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棉花品种；而番茄酱和毛皮制品则异军突起，上世纪80年代前从没有生产过番茄酱的新疆，现在番茄酱产量位居世界第二。就连不起眼的熏衣草，在60年代开始引种后，现在也大量出口法国，是中国最大的熏衣草产地。

7月5日晚22点，在新疆空旷的米尔其克草原上，天还没黑，刚在乌鲁木齐认识的朋友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那里发生的事情，听到消息，瞬间无话可说。远处是夕阳下的雪山，近处是农民刚收割完的稻田，一群羊在稻田中自如地走着，静到能听到远处白杨树叶摇动的声音，新疆的美丽在这初夏的傍晚展露无遗。

我们的回族司机于是开始担心这个季节他会失业——本来的旅游旺季的发财计划会瞬间破灭，而我们碰到更严重的问题，道路开始戒严，我们的采访计划，碰到这样严重的现实问题，显得轻描淡写起来。

不过还是继续了下去，我们继续游走在戈壁和绿洲里，中间点缀着草原，基本生活形态也因此多样化起来。猎奇心理很快让位给了尊敬——一路所遇见各民族的新疆人，不管是刚上了新疆户口的四川移民，还是没出过博乐县城的哈萨克少年，包括看守着熏衣草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工、霍尔果斯的小商贩，他们基本上只有一个简单的生活准则：那就是，只有劳动，才能换来自己每天的衣食，而新疆广阔的土地，能使他们的劳动价值轻易地翻倍。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这个处处可见的给旅游者看的广告词，在这些劳动者心目中，显然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焦灼逐渐让位给了平实，他们用他们简单的、命定般的劳作改变了我们的心情。

不管周围世界如何改变，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值得关心的，是自己地里棉花和番茄的产量，是自己家羊群的繁衍，用霍尔果斯的小商贩王秋妹的话说，从最早在零下30摄氏度的天气里摆摊，到现在在自家的铺子里卖工艺品，“我一直爱着新疆——因为我们这里生活简单，付出了就有收获”。

兵团模式与全球化番茄酱

丝绸之路的时代已经是太久远的过去时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正在新疆展开。

乌鲁木齐向西不远，就是奎屯。奎屯基本是兵团的地界，兵团的土地不像当地农民那样分成小块，而是蔓延开来，从我们开车的公路边延伸到最近的地界，有600米长，因此，最狭窄的一垄地也有近一亩，一整块土地面积至少有五六十亩。为了取得土地承包权，陈茂林一家下决心从四川老家移居到这里，户口刚转正，这块比家乡大50倍的地就名正言顺地属于了他们。

在陈茂林的妻子邹怀香看来，这块地格外值得亲近。“在这里干一年，等于在我们老家干上40年，土地就要大这么多倍嘛。”老家在四川达县，全家人只有一亩地。

两口子正弯腰除杂草，番茄地因为出口需要，很少打农药，一天下来，有时只能去掉两垄地的草，腰疼得直不起来。但因为是自己家的地，所以状态好，看得出，他们都是喜欢土地的人，一般农民不会和陌生人有那么多话说。

她有着典型的内地人相貌。从小在新疆长大的人，即使是汉族，久了都会变样，大概是饮食习惯和气候使然。而邹怀香一看就是新移居者，个子矮小，牙齿雪白。刚来新疆3年，第一年是为在兵团工作了30多年的远房亲戚打工，在番茄地里除草和成熟季节摘番茄，一天50元，可是她已经非常满足了，“只要你动动，一天就能找到这么多钱”。而在老家，这是无法实现的，离开县城20多公里的乡村没活干，“一天到晚只能打麻将”。

第二年，她把丈夫拉来，承包了别人家种不完的地。“那些兵团工作的老乡都劝我们留下来，觉得我们干农活厉害。”她摘番茄的时候基本是跪在地上前行，一拉就是一大把，30公斤的袋子，一天能摘40多袋。用做番茄酱的番茄个头不大，鸡蛋大小，但是很沉，大片大片的延展开来，成熟季节，公路两旁“像是铺了巨大的红地毯”。

同来的四川老乡有30多个，大多觉得不如城市里打工轻松，选择了离开，而他们一家三口决定留下来，并且把户口也调过来。

兵团的宽松政策对他们的吸引力极大，在这里工作，能以低廉的价格承包到大片土地，儿子上学也不用交任何费用。

新疆的一切都让她有一种新鲜与感动，“冬天很冷，从9月份开始就不用干活了，我就在家里绣花，做针线活，外面下大雪的声音都能听到。在这里不会经常串门，我们只花了6000元就买了别人家的老院子，4间房子不算，还有4吨煤”。这个价钱在新疆安了家，她觉得很安逸，舍不得全部烧煤，去买玉米芯搭配着烧，100元就一车。大雪下来时候，丈夫也不常出门，两人就闲下来看儿子的课本解闷。

户口没转来时，老乡们逗她的儿子陈新，说你上不了高中了，要回老家了，结果户口今年办好了，儿子就在新疆考了大学，是全校的前十名，“报的还是新疆大学，他觉得这里很开阔”。儿子没在田里帮忙，他去了县城的餐馆打工，母亲劝他在家休息，他说反正以后上大学也要打工的。

孟征作为股东之一的奎屯番茄酱厂目前正在建设，离开陈茂林家承包的土地不远，产量2万吨左右，在新疆的民营番茄酱厂中算大的。2008年开始，新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番茄酱厂投资热。“90年代新疆开始大办‘酱厂’，由此开始了广泛的番茄酱种植。”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农民，都习惯把番茄酱企业简称为“酱厂”，这才知道，沿公路常见的那些大型不锈钢罐是酱厂的蒸发器，近年新疆的大宗出产被概括为“一红一黑一白”，白黑分别指棉花和能源，而红则是后起的番茄酱。

事实上，资本加大宗土地，使新疆的番茄酱成为后起之秀，这行业属于从后端推向前端的行业，由出口需求一环环倒推到了广泛种植。孟征告诉我们，1989年，新疆最早的酱厂投产，可是很快失败了，“没形成产业链条”。

1994年开始，第二批酱厂上马，兵团开始作为股东与酱厂合作，在农场员工中大力推广种番茄。“与兵团合作的优点太多了，土地广阔倒在其次，兵团可以统一种子购买，选择最优的种子，兵团的生产技术科可以控制农药使用，这种建制式的管理方式，其结果和国外的大农场模式一样。”

兵团看重番茄种植的另一原因是，“番茄田可以和棉花地轮种，让土地得到很好的休息”。

带有命令式的兵团种植计划，使番茄田很快在新疆南北广泛出现，这里光照时间长，雨水少，茄红素含量高，和传统产地意大利一样，产量却迅速超过了土耳其和意大利，成为新的番茄酱生产大国，仅位于美国之后。

这就是陈茂林这样的家庭把自己家的60亩地全部种番茄的原因，而在老家，一块地至少要精打细算，种上几种经济作物。

投资者看见了新疆农产品行业的机会，孟征有自己的无菌袋企业，所以经常和番茄酱厂的老板打交道，称全疆的97家酱厂老板他几乎都认识，“去年做风投的公司没方向，不少投资家找到我，让我帮他们介绍新疆的酱厂，想挤进这一行业”。

他们的企业也是风投结果之一，崭新的无菌罐正在竖起来，再过20天，就是番茄彻底变红的日子，马上就要开工了。“从7月25日到10月25日，一个厂就开3个月，剩下的日子就靠几个门房和一条狗看门，所以我常告诉那些投资家，这行业特别省心。”

其实省心的最大根源，还在于新疆的番茄田一开始进入的就是全球化的农业生产链条，美国亨氏的番茄种在这里大力推广，“到了成熟季节，一洒药，叶子全部掉下来，那些番茄长得一样大，一样红，机采车开进去，今后人工采摘将慢慢废除”。而进口设备，也使番茄酱成品的细菌含量低，“能够很快进入欧洲市场”。

从奎屯一路西行，深绿色的番茄田和浅绿色的棉花田始终占据了农田的大半，新疆的绿洲农业仅靠天山雪水就足以完成灌溉。兵团早已经全部实现了地下漫灌，和以色列的技术一样，这保证了绿洲的长久存在。

可是，全球化的危险也同样存在，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新疆农产品加工业竞争力越来越弱，壁垒越来越高，孟征解释他们为什么要使用全进口设备，“就是保证霉菌含量低，可以顺利出口”。

据他所知，去年大批番茄酱产品积压在天津港几个月，就为霉菌指标不过关，“因为利润太可观了，一吨就是1000多元，收回成本的机会摆明在那里，所以加入的企业越来越多。但是在压力严重的时代，真能做到不死的，还是要靠各自的真本事”。

一个数字，也许最能说明问题，世界番茄酱年消耗总量不过100万吨，而异军突起的新疆总产量已经有90万吨，美国这样的番茄酱生产量第一位的大国还没有使用它的贸易保护政策，可是孟征他们几个投资伙伴看来，这是早晚的事。他们的办法是，尽量让中国人开始食用番茄酱，可这显然需要时间——因此不由得陈茂林这样的家庭担忧，不过他们两口子的淳朴而壮健的表情，显示他们能经得住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