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陆川（右）在拍摄现场

6年前，32岁的陆川正在“无人区”执导自己的第2部电影作品《可可西里》。他对身边的摄影师曹郁说：“下一个咱们拍‘南京大屠杀’。”现在，经过4年多的“马拉松”，当时似乎“不经意”说出来的想法变成了银幕上的现实。其间，正如影片《南京！南京！》（英文片名City of Life and Death）所呈现的那样，陆导演一直想还原生死之城“现场”，直达战争本身，揭示战争本质，逼近真相。我们的采访也围绕此命题展开……

《北京周报》：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过去拍过，还可能会因一些观众不想花钱买“罪”受（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而影响票房，此外“敏感尺度”的把握上也可能出现“问题”……这些都是如今所谓“讲究市场”环境下直接影响影片与导演生存的“命门”。是什么使您历经挫折而苦撑4年绝不“交枪”的，其动力何在？

陆川：决定拍这么一个题材时，我就做好了打一场硬仗的准备，并且4年都沉浸其中。我拍这部影片的最大动力与目的，就是想告诉自己与观众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我们也确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感恩很多人。如第一位借100万人民币让我建摄制组的哥们；还有此后不久又投了200多万的现在的制片人覃宏。在需要钱的时候钱马上就来了，这300多万支撑我们很长时间。他俩与我年龄差不多，也只有我们这几个“愣头青”才会这么拍戏——立项没有立呢，资金更“早”着呢，就已经开始花钱筹备了——做服装，做道具，干得不亦乐乎……“结婚证”都还没领呢，就已经想着孩子在哪个产房生了！

特别是，这样的题材需要“大钱”才行。覃宏说的最悲壮的一句话套用片中的台词：“陆川，我支持你到把我家里所有的100多万花光，然后咱们就散了。”

好在我们没“散”。特别难的时候，我们也打算死扛着，等着哪只“手”伸过来。到了2007年，我们在北京已经筹备7、8个月了，同时不断有“传”说我们这戏要“黄”……一天，（最大国有电影企业）中国电影集团的老总韩三平董事长带着高管来看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帮年轻人”，一瞬间我们百感交集，挺激动的，有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当你要做一件你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并打算撑到底，你会发现一路上始终有各种人伸手，保护着你，把你推到终点——从成功立项到最终公映，总有援助之手向我们伸过来。

在此期间也不断有别的题材、片子来找我，但《南京！南京！》就好比一把尺子，永远在比较，一切与拳击台上一样，其它项目都“打”不下去了，最终均败下阵来，一种力量吸引着我——做着做着还是回到“南京”。

要溯源最初的触动，恐怕来自于我第一次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个触动挺强悍的——我当时立马被眼前的事实给打懵了，几乎没看完，想呕吐，觉得内心中间塞满了痛……但这种感受其实反而是阻碍我拍这个戏的，或者说，我并不想仅仅把生理反应重复地传递给观众。

过去，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绝大多数停留在我们是被屠杀者、受害者、屈辱者。但这并不是真相的全部。事实上，从历史角度来说，最初让我下决心拍这片儿的，正是因为不断搜集到的新资料表明，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中确实存在着抵抗，而且从来没停过！

《北京周报》：有史以来，中华民族始终是不屈的民族，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很多人越来越纳闷——怎么到了1937、1938年的南京，就成了不抵抗、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呢？

陆川：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公众对当年抵抗的内容了解得很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之前，我曾在南京的一所军校上学。可像我这样的军人，却都对貌似熟悉的南京大屠杀所知甚少，一般人可想而知。如果您问一个孩子，南京大屠杀是什么，他会回答“30万人被杀”，还有拉贝，就这两个符号，其它的便说不出什么了，更举不出反抗的英雄事例。

而影片《南京！南京！》中有大量过去在教科书上看不到的真实情节。我很想在银幕上展现和以前不一样却更真实的南京大屠杀，再现中国人的抵抗，重新恢复中国人在这一历史惨剧中的本来形象。这不再是一部哭诉的影片。观众们可以在逝去的前辈和他们一个个抵抗的事迹中间，找到我们民族生存到今天的精神依据。

我在翻阅与研究当年历史的时候，发现先辈们真是太勇敢了，没有等着被谁拯救，无论是装备远不如侵略者的军人还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或用子弹说话，或同仇敌忾，都在用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去救助同胞与自救，他们一直在抵抗，只是因为军事或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取得成功。发生过的真事儿连一块儿，至少可以写一个30集以上的电视剧，包括南京城失陷以后的巷战，此起彼伏，到了1938年的3月份，大屠杀已经过去了3个月了，还突然会从废墟的半截窗户里打出若干冷枪，这些都是仍留在城里的中国士兵们所为，它们散见于当年侵华日本士兵的日记里。

同时，我还要表现，在生命随时可能失去的情况下，抵抗不仅仅建立在真刀真枪的正面对抗上，无数军民精神上的“不低头”也应该算在其中，那是不屈意志的璀璨！

《北京周报》：我们了解到，您花了很多工夫与心思，要求片中所有抵抗者角色均有原型“出处”，这里您能举几个例子吗？

陆川：太多啦！比如，片子里的那位娃娃兵，就源于日军的一篇日记，里面写道：一冷枪打死一日本兵，把打枪那人拖过来一看，是一个穿着军服还完全没发育好的小男孩儿！

再如置身“安全区”里的青楼女子愿意牺牲自己的情节。拉贝在日记里记载“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我们让他们带走了”；魏特琳也写道：“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她们走了。”您想象一下，她们自己“主动”走出来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军如何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那不是美差，不是去挣钱的事儿。我在一个日本人的日记里还看到：“今天我去慰安所特别扫兴，从难民营过来的这帮女人中间突然有一个女人疯了，拔出刺刀要杀我们一个士兵，在她被抓住前，其他慰安妇拼命抢一把刺刀抹自己脖子……”

在这么一个极致环境下，人怎么面对生与死，这是最有表现空间的。因为我看到了真事，所以我不想“编”事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件里其实有很强大的一种东西，它是支撑我们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种东西，过去却被人忽略了。

《北京周报》：在对高贵灵魂进行礼赞的同时，您也努力使观众感觉到，铭记南京大屠杀，不止是如“30万”这样一个冰冷的数字，每位死难者都曾经是鲜活的生命！

陆川：摄影师曹郁看完我写的剧本初稿后说了一句话：“川，我看到了一张张中国人的脸。”这句话一直伴随着我拍完整个片子。当年30万中国同胞被杀害，可他们的脸并没有留下来，没有留在历史里，我拍此片就是想让这一张一张脸再回来，能够穿越70年历史再回到我们面前。

即便是镜头极少的战俘角色，我都是拿他们当主演来造型的，每张脸都要有原型的依据，众多化妆师每人拿一张当年死难者的照片，先挑脸（看谁更像些），再做造型，一一对应，每一位一般都要用3、4个小时。

还有，拍摄现场所有的道具也力求与当年一样，包括当年日本侵华部队所有身上该有的装备，它们都是根据文物仿制而成的，甚至连拉贝撕碎的一张报纸，也是按照1937年12月13日的一张德文报纸复制下来的。

《北京周报》：说到拉贝先生，您在表现这位国际友人时有怎样的设想？

陆川：我对拉贝帮助中国人的举动非常尊敬，但不愿意把他拍成一个中国的拯救者形象。把难民营里20万人获救归在一个人身上，我觉得是不符合史实的。实际上，当年像他那样的外国人还有很多，如魏特琳女士。尤其是，我的这部影片是要全景地展现那段历史，所以不能单单放大任何一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北京周报》：您极力想还原历史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这自然也包括日本军人。

陆川：这就牵扯到我对当年在中国烧杀淫掠的日本侵略者的一个看法，我认为他们是“人”，普通的人。以往，人们把他们渲染成疯狂的魔鬼，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变相地给屠杀者找辙找借口，为他们开脱！在法庭上，如果法医鉴定，此人执行任务，在做杀戮行为的时候是疯了，他立刻就可以无罪释放——战争让我成了疯子或魔鬼的，魔鬼天生就该干坏事的呀，我杀了人，那是战争的事儿了。其实不是！我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侵华日军在南京期间都是人——看看当年日军的日记或者访谈，他们对于在侵华战争期间的陈述，他每天过的都是正常人的日子。如1937年12月15日有篇日记说，“今天我们小队处理了几百个支那兵”，只一行字，下半部分多出很多倍的笔墨主要写自己如何发现了一罐红糖，然后如何跟旁边的士兵一起煮一锅“好久没吃过的这么好吃的”红豆汤。这是魔鬼的日记吗？这是正常人写的！我要提醒和告诉所有的观众一个事实，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城犯下罪恶的时候依然是正常人，这就是战争最可怕的一面！所以我在片中再现，日军在唱歌跳舞，一张张青春的秀美的脸，而我们裸体女人的尸体从他们边上拉过……

拍这个片儿的历程，让我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在我看来，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个案，它讲的是战争怎样释放人内心的黑暗，这种释放导致了杀戮的无度，其中规律性的东西是发人深省和需要牢记的。

《北京周报》：您塑造了一个对战争非常困惑的日军角色，最后他放走了两个中国人，自己则饮弹自尽。这让很多观众不解，也引来最大争议，觉得太美化日本兵了。

陆川：我为了拍这部影片，去了不下六次日本，我也很清楚，大部分当年参战的老兵，其实在内心中间是没有罪恶感的。同时，我又在南京教会的资料中，找了一些日本人的日记，发现他们当中也存在对战争“有看法”的，但是作为被高度精神控制的机器，干出了大屠杀的行为。

我这个片子，其实表达的不是仇恨和暴力本身，而是对战争的一种认知，是关于人、人性、文化与战争的探讨。片中实际上有两场大屠杀。第一场自然是日本人屠杀中国百姓和军人，这是对人的肉体和生命的涂炭。不过第二场屠杀注意到的人就不多了，那就是接近片尾日本人的祭祀场面（击鼓舞蹈）。我知道很多人看了会不舒服，但我觉得这表现出战争的本质，即异族的文化在被侵略者的废墟上舞蹈。任何侵略战争都是以文明上的屠杀为核心的。这才是我们最需要反思的。我这次特别想把日本帝国主义搁到银幕上，让大家看看何谓“日本帝国主义”，好好想想。

《北京周报》：日军主要角色，您都请了日本人来演，而且让他们按“正常日本人”的方式去演绎，您是如何与他们沟通与合作的？

陆川：我们起初圈定的日本名演员基本上都没来，可能他们的经纪公司就不让他们来。我用的大都是二线的。我说这些演员说，你们不用给我去演“坏人”，请你们自己去查资料看资料，按照你们认为当年日本官兵什么样、当时你们祖先的军队什么样去演；另外，你们在现场如果觉得这些事不是日本人能干出来的，我们先可以不拍，大家来讨论。开始他们也不太相信，犹犹豫豫，即便到了最后，我觉得他们心里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战争中这些屠杀行为，心里不时掂量着“当时是不是没那么惨呀”。

而也有日本演员想把自个儿演成一特铁血、特恶魔的军人，他们觉得所扮演的角色不必那么多婆婆妈妈的，“杀了就杀了。”

日本军用刺刀杀人的一幕，演员请教我怎么演，我问他们什么感觉，他们说很害怕，腿都软了。我就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感受去演。我相信，起初，把一把刀插入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身体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但我也得时不时地要说服他们，告诉他们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当时日本侵略军就是这么干的。到后来，他们看了大量的当年照片与材料，这时才不是说服的问题了。

在拍日本人戏的时候，我必须保持冷静。我觉得我没有权力去丑化他们。我必须逼迫自己进入他们的内心，这当然让我特别分裂！但这部影片要让世界看到我们的诚意、自信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