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8日，《左右》的导演王小帅（右二）、主演刘威葳（左二）、成泰燊（左一）和张嘉译亮相柏林。当日，第58届柏林电影隆重开幕。

4月1日，是很多中国人也很熟悉的“愚人节”。然而中国导演王小帅再获国际大奖的新作《左右》（《In Love We Trust》）并没有“开玩笑”，如约在国内院线上映。

不过，影片原本的公映日却是“三八”妇女节，但在3月1日，制片方突然接到“临时取消”的通知。王导演是国际电影节上的“常客”与“获奖专业户”，可他的不少作品却至今无法公映，加上《左右》又被传有“情爱镜头”而要“重审”，这一切均使猜测“升级”。

“其实只是一些‘特殊原因’，来不及洗印拷贝，才推迟到了4月1日。”王小帅尤其表示，国内版本绝无删剪，和国际电影节上放映的“一个镜头不多一个镜头不少”。

今年2月春节期间，王导演远离国内最热闹的日子--率《左右》剧组去了柏林，又一次不虚此行--电影节（第58届）的评委们送上一只“银熊”（剧作奖）。

5月22日（北京时间）是王小帅的生日，2005年的这一天，他又得到电影的“贺礼”--其执导的影片《青红》获第58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如今快42岁的王导演更与柏林有缘--1994年的导演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就是在那里亮相的，2001年编导的《十七岁的单车》得到两只“银熊”（评审团大奖）和“最佳新人奖”（两位主演）。

王小帅毫不讳言此次再度被“银熊”青睐对于仅400万元人民币总成本的新片在国内发行的重要性。“这个奖会让内地的院线和发行公司认识到影片的价值，能够让观众继续相信中国电影。”

围绕着《左右》，王小帅说得比较多的，除了“相信爱”，就是“相信电影”。在他眼里，电影和爱是一个词儿。“当我们相信电影的同时，也要带动目前的中国观众来重新相信本土电影！”

如今在上座率被置于“崇高地位”的年代，导演不仅对艺术负责，还要想着票房。据王小帅披露，《左右》的制作时间比他任何之前的影片都要长，做后期用了1年时间，算上自我修改版，他已经看了这部影片100多遍，“并不是为了迎合国际电影节，只是为如何令观众能够喜欢尽最大的努力。”

上一部影片《青红》并未因戛纳得奖而获得满意的国内票房，这让王小帅很“不安”。怎样在“保持自己”的同时，又能够注意到市场，他要在新片上强力攻破。“此次我主‘攻’故事--讲个好故事，讲好故事！”

《左右》的故事就来源于真实的百姓生活，“天然”地有助于和普通观众沟通。“和观众关系紧密的题材会有票房的。”王小帅认为。影片中，一对已经离婚的中年男女，枚竹和肖路，发现能够挽救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儿的唯一方法，是他们再生育一个孩子，用新生儿的脐血挽救女儿。此时双方都已重婚，且生活平静而幸福，这样，人人左右为难。

3次尝试“人工受精”均告失败，枚竹只得与前夫来“真的”。但对自己目前的伴侣是实话实说还是撒谎呢？枚竹的丈夫老谢早看破了谎言；肖路的妻子离开了他。

柏林时，一位法国记者当面质疑王小帅--在他们国家，和前夫睡觉“不算什么”，不会觉得是“左右为难”的问题。实际上，王小帅在剧本阶段的首要课题正是：给核心情节--离异者“再上床”一个成立的理由，让中国的普通观众“看得下去”。

影片的结尾其实又是刚刚“开始”：肖路的妻子回到了他身边，憨厚的老谢告诉枚竹新孩子可以姓“谢”。而留给观众的问题似乎比开头更多：比如，爱的理由足以让自己接受爱人和别人发生性关系吗？新孩子因被用作治病的“良药”出世对他是否公平？……

“故事原型和我要拍一个中年题材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人到中年的王小帅看来，很多中年人处于一种必须顶着种种压力去支撑的生命状态--责任、无奈、忍耐，为老人、孩子和家庭做牺牲，还有工作、事业、社会关系，并牵涉到信任、理解、背叛、谎言，等等，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命运是难以左右的，但人必须面对！这些正是我想表现的，也会引起广大普通观众的共鸣。”

严峻的“市场”

此次，王小帅还亲自“叫卖”，不辞辛劳跑了N个城市去“促销”，甚至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接受全国观众的投诉，亲自协调各地排片事宜……

制片人黄斌说，除去拷贝洗印费，发行费用基本为零，那些商业高投入影片可以“买”到的广告牌、灯箱、影院门口的宣传广告位，小投资的《左右》都没有“资本”去争取。而王小帅则动用自己的“人缘”邀请大导演吴宇森、票房大鳄冯小刚、摇滚巨星崔健等众多名人自掏腰包买票参加北京首映礼。

开局还算如愿，50个拷贝在全国近10个“票房重镇”单日拿下了20万多元人民币--4月1日是星期二，乃中国影院的“半价日”，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然而，随着《黄金罗盘》、《国家宝藏Ⅱ》等好莱坞超级巨制的陆续上映和周润发等超级巨星的相继登场，《左右》的放映空间逐步缩小，1周后几乎匿迹于影院。

放映渠道是小成本电影乃至艺术片生存的一大难题，中国尚未有专门的艺术院线，只能和商业片去拼抢一块场地，“这本身就是很不公平的。”黄说。但令人欣慰的是，主动前来观看的影迷超出了想象。

据黄斌介绍，“现在保本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左右》在欧洲卖得比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的《青红》好，加上音像版权、电视台播映的版权，应该说，即使放弃内地票房市场，它在经济效益上还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但我理解王导演更看重国内市场是盼望着更多同胞能够看到自己人的影片。”

“艺术片和商业片比票房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王小帅也表示，只要普通观众能看到并且认可，他就满足了。“《左右》的单个拷贝的产出量并不输于一些商业片，我们跟自己比，已经觉得战果不俗。”他特别补充道。然后第N次呼吁建立艺术院线，“艺术片与有自己的观众群与‘市场’，也应满足他们的需要。”

在中国，电影的真正市场化才有几年时间，“尚处于原始积累的状态，对于电影院来说，一切以多卖出票为原则，什么电影赚钱就演什么，只要来了一部赚钱的大片就拼命演，8个厅10个厅都放这一部。”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的著名导演郑洞天指出，中国现在的电影放映场所，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电影院线，身为国家干部的经理们想得更多的是在任期内做到效益最大化，包括职工福利等；还有一类是民营院线，是其它行业的企业家们进入电影发行领域试分一杯羹，并不指望靠放电影赚多少钱。“在目前体制下的经营理念，当然与电影创作者所希望的有很大距离。”

曾经的“地下导演”

2004年以前，王小帅是国内“零票房”导演，全因作品无法与观众见面。

《十七岁的单车》拍出来之后由国外一家公司做全球发行公映。柏林电影节开幕之前，王小帅接到了邀请，催他快去国家电影主管机构送审。“可最后的意见迟迟下不来,制片方等了45天还是没下文。”王小帅回忆说，柏林电影节等待答复也到了最后期限，已经入围竞赛了，制片方就只好决定“先去”了。然而，审片部门认为，影片在审查尚未通过的情况下出国参赛，属于“严重违规操作”，不但影片不得在国内公映，而且作为导演的王小帅还被取消了1年的拍片资格，于是乎，他无奈地被民间冠之以“地下导演”的苦涩称号。

王小帅首次执导《冬春的日子》后携片到国外参加了电影节，因此而首度“违规”，尽管再后来，这部影片不仅被纽约现代艺术馆收藏，更入选英国广播公司“世界电影史百部影片”之列。

最初，王小帅还曾经为拍片不要国家一分钱（自筹资金）而洋洋得意。“一毕业就特想拍片子。”导演系科班出身的王小帅遥想当年--当时还没有DV，只能用胶片，可这太难了，他没名，也没钱。

“没钱了！”这是王小帅导演生涯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台词”，还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前一分钟还在打电话谈“借钱”的事，一分钟后又“没事儿人”似的喊“预备，开机”。今天，当想起为钱而焦虑的自己，王小帅每每感到“浑身无力”。“这种恐怖在《青红》时被放大了好几倍，我借钱的能力也进步了10倍！”他自嘲道。

拍《青红》时，王小帅已走上“地面”。2003年11月的一天，国家电影局在北京电影学院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包括王小帅、贾樟柯在内的多位“地下电影”导演参加。会后不久，王的旧作《十七岁的单车》成为第一部解禁的“地下电影”。

“现在政策宽松了，参加电影节不再需要报批，只需备案。”王小帅说。

此外，在“新政策”不断出台的背景下，如果王小帅们要拍一部国产新片，他们只需将1000字剧本梗概交国家电影局艺术处备案就可以获得《摄制电影许可证》，而不再是象从前那样：要用完整剧本送审，并经过批复--修改--再审等程序，而只有剧本通过电影局审查这一环节才能立项投拍……

不再是“地下工作者”的王小帅想拍片到老。现阶段，他正在寻找一种结合点：极端商业的包装，但是有艺术手段在里面。“《出租汽车司机》（马丁•斯科塞斯导演）这样的片子结合得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