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幕：

《丹心谱》上演4年以后，参与执导该戏的林兆华导演了《绝对信号》，为中国戏剧界发出了“小剧场运动”的信号，并逐步掀起了“探索剧”的热潮。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中思想迅速解放了的中国话剧人也开始对话剧现状表示不满。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现代派戏剧。其最初的试探性作品在当时的中国戏剧界引发持续而激烈的争论。在“新”话剧人眼里，几十年来，一些人把话剧简单化为现实政治和政策的工具，已经使话剧走上绝路，现实主义也已经异化。

90年代以后，中国的话剧舞台一边继续延伸探索的趋势，一边开始回归写实手法。这其中，现代舞台科技手段被日渐大胆而巧妙的运用，一些新颖的构思得到了现代观众的认可甚至欢呼，其结果是增强了话剧舞台的现代感，舞台形式也在经验积累中逐渐发生变化。

1999年，35岁的孟京辉执导了《恋爱的犀牛》，使中国小剧场话剧第一次尝到了票房赢利的甜头，他本人则“培养”了一批新的“话剧追星族”。

可是，首演《恋爱的犀牛》的北京唯一一家民营小剧场“北兵马司剧场”却于2005年9月宣布倒闭。此时，中国话剧也面临着资金短缺、创作力量流失等一系列问题。

没有尾声：

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名义上还有3000多个正式的话剧团，可其中大多数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在排练和演出，大多数的演出中的大多数票不是卖的……“门庭冷落”、“孤芳自赏”、“举步维艰”似乎是不少话剧人的写照。有学者甚至郑重其事地提出“告别话剧世纪”。而另一种声音更加强烈：“不！”

艺术VS市场，一个普遍的问题

《哈姆雷特》的台词竟然走进了不少话剧人的生活空间：“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话剧团的生存，正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扑面而来。

“如果你爱他，就让他来做话剧，因为这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让他来做话剧，因为这里是地狱。”总经理杨绍林半开玩笑地说。

1995年，在话剧市场持续低迷之际，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为“中心”，成为上海唯一的国家级话剧院团。从那时起，为了生存和发展的变革始终伴随着其成长。

据上海媒体报道，这两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已有近70%的自给率。这意味着，每年2000万元人民币至3000万元的收入中，1/3来自国家的拨款，1/3来自剧目本身的票房收入，另外1/3来自“中心”的房屋、剧场出租等带来的收益。而在英国，艺术表演的平均自给率约为50%，北京则是40%。“70%”在世界范围内都算高的，由此看来，上海话剧的市场化程度已非常高了。

可在杨绍林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自吹的成绩，因为对市场的依赖度过高，难免会急功近利。“从我们现在的状况来看，除了艺术生产，剧团还要担负很多社会责任。剧院固定资产的折旧、演职人员的日常开支，这些都没有计入剧目的制作成本中，但其实这是很大一笔开销。”

“如果不考虑市场，就会失去生存的基础；如果只考虑市场，又会伤害到艺术本身。两难的境地，考验着每一台话剧。”多次采访话剧人的上海记者吕林荫说。

目前，在中国许多话剧院的宣传单上，都能看到“制作人”这个头衔。在全国范围内将这一概念引进话剧领域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是第一个。

从选择剧目、确定剧组成员、组织排练演出，到在一定额度内确定制作演出经费，乃至负责宣传出票，最后按照一定标准向合作伙伴发放酬金，制作人被赋予一个剧组“全权老大”的地位。上海的“中心”每年分配100万元的启动资金，制作人除了完成每年至少两部新剧制作和120场演出的任务，最终要在年底收回至少80万元的投资。每年必须确保80％的投资回收率，这是“硬指标”--如果连续两年完不成这个指标，就意味着这位制作人必须“下课”。

同时，为了逐步培养起一批合格的、尤其是年轻的制作人，“中心”还设有单个项目制作人，即一台剧目的制作人。对他们来说，低于60％的投资回收，将使他们丧失再次申请担当项目制作人的机会。

现在制作人最爱抱怨的是缺少优秀的原创剧本；与此同时，编剧也在抱怨，写话剧剧本的收益实在太低。曾创作出《www.com》《天堂的隔壁是疯人院》等票房火爆之剧本的喻荣军感叹道：“我写一个电视剧剧本，可以买一套房子；我写20个话剧剧本，估计只能买一个卫生间。”

《寻找春柳社》的导演任鸣也表示，中国话剧界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好的剧本。“经常是剧本不太成熟，导演和演员在‘二度’上努力，这个结果不太理想。

这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副院长（1994年34岁时出任）一职的导演，并不认为话剧现在的情况不好。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的各种热闹活动背后，话剧界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焦虑情绪”。但这种情绪并未蔓延到任鸣身上。他认为，中国话剧正处在一个最开放、最多元的时期，是多元化表达的最好时期，今天的话剧人比以往都自由，从剧本到资金的一系列过程中。 “话剧是给部分观众看的，不是给所有人看的，目前的情况很正常。

“中国话剧生存的基本条件将越来越好。”任鸣的理由是，第一，人们越来越有钱；第二，人们越来越有文化，这两个基础条件都比过去好，为人们走进剧场成为话剧观众打下好的基础。“剩下来的问题，是戏剧本身的问题，如何普及、如何突破、如何发展，我们话剧人都在努力，而市场也会慢慢作出反应的。”

任鸣的老前辈、93岁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导演欧阳山尊也充满信心地表示，中国话剧有着光荣的传统--战斗性、民族化和现实主义以及吸纳创新的能力，使之百年来佳作不断，特殊辉煌时连影视都不能望其项背。“随着社会的发展，多元化娱乐形式的出现，话剧仍会有她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