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电影局在最近召开的2007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对一些“近两年活跃在电影市场上的青年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影片或者在世界级电影节中获奖，或者在国内市场受到广泛好评，为给他们营造良好的艺术环境，鼓励他们继续拍摄精品力作，政府将针对其新创作的优秀剧本项目，给予50万元的资金资助，并在剧本论证、影片发行等多主面给予政策支持”。报道称，首批确定扶持的青年导演有陆川、宁浩、张一白、徐静蕾等16人。

由政府资助电影拍摄已不是新鲜事。不过，最新的消息却令人感到沮丧：被评为“2006年度巴西最差的电影”《彩虹的第八种颜色》，上映两周，只售出133张票。巴西影评人评说，该片“除了那只羊以外，其他演员都不知所谓，导演坦加拉要负最大的责任。”影片摄制成本60万雷亚尔(约1006万余元)，影片在马托格罗索州拍摄，该州政府资助了13.9万雷亚尔(约283万余元)，结果票房仅收1035雷亚尔(约17300余元)。

早在80年代末，台湾就有了一年一度的“国片制作辅导金”，本来每年编列3000万新台币(约722万元)用来辅导10部影片的制作。当年，台湾本土制作电影片发行量103部，然而十年后的1999年，辅导金已增至1.2亿新台币(约2881万元)，台湾本土电影制作却只有19部，其中大部分还是辅导金资助的影片。换言之，越辅导拍片却越少，本土制作市场越少，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也越低。

韩国也有电影资助，但它是由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并非全由政府掏腰包。

1997年，韩国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风险投资业，也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同年，属于国有的韩国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影片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投30亿元韩元(约2475万元)。随后，韩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几个相关基金管理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中小型商业投资管委会，将电影列作中小型商业项目。此外，这些基金还支持建电影院，资助釜山电影节，该电影节宗旨就是鼓励青年导演并因此成为其特色之一。到现在为止，韩国电影基金已达1.552亿美元(约合12.1亿元)，不但韩国电影迅速崛起，也使一个只有六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拥有与中国内地差不多的银幕数量，建构成蓬勃的电影产业。

韩国电影的成功，是因为运用市场融资手段来管理控制基金。简单而言，就是由政府作担保，以版权作抵押给银行或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如果影片完成并有良好发行评估，那么担保方政府便有权将影片版权续回；但倘若影片“烂尾”，或票房不理想，融资机构因为拥有版权便可将影片版权拍卖、出售或以委托方式进行后续交易，以求资金回笼。最坏的结果是最后由担保方“埋单”。也就是说，获得融资的电影公司、电影人不会在没有偿还压力情况下进行随心所欲的行为。

每年春天在香港举行的系列电影影展、博览交易等活动，已举行过多届亚洲电影融资研讨会。电影作为风险投资，一直都是电影业需要面对和应市场变化不断解决的问题。

现在，中国内地要实行电影资助计划，由于没有披露更详尽的内容，也就无法了解资金发出后是否要保证影片必须完成？影片完成并发行后，是否需要偿还？相关报道中，并没有看到资助与市场运作、资本运作和风险投资回报等有关的内容。如果每个项目获50万元仅仅就是“资助”，而无必须偿还条件的话，这样的资助绝对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缺少了互动和有效的机制。有近在海峡对岸的台湾电影为鉴，也有远隔万里的巴西电影为镜。

故此，中国电影部门应当向已见成效的韩国借鉴，将该资助改为由政府作保，将影片版权作抵押，由没有利益冲突的专业人士组成独立小组作风险评估后，再由政府职能部门(如已成立多年的电影基金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担保，进行融资。

影片如能依照合同完成并有好的发行渠道，预售发行权所获资金则先偿还相关金融机构，政府撤出原担保人身份，电影公司或电影人因此可续回影片版权；获融资者也取得良好信誉。

相反，如果影片票房未如预期理想，不能全部收回融资时，政府担保部门就需履行担保职责；而且获融资者在短时期内也要被列入暂不接受申请名单。一旦连影片也未能完成的话，担保部门与融资机构应将视为违约并有权拍卖或出售该版权，并规定获融资的公司或电影人，在规定时间内不再获由政府担保的融资资格。

当然，如所拍电影获重要奖项也有不错票房或版权收入，则以奖励，并获下一部片优先考虑融资资格。唯有采取类似上述机制，青年导演的积极创意和市场回报才会取得最大可的平衡，而不是只有政府(其实是纳税人)支付而不去问市场收获。这不是扶持电影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