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官司，39岁的农民张召良放弃了所有的工作，如今已是负债累累;为了保护家人，他只得与相亲相爱的妻子暂时办理了离婚手续。令人欣慰的是，凭着少有的勇气和坚韧，张召良在4年之后最终赢得了来之不易的阶段性胜利-- 浙江省人民政府撤消其错误的行政行为：一个已经违法开工、涵盖184公顷土地的商业开发项目被叫停，这让包括张召良在内的大约1400户农民暂时保住了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有媒体认为，张召良是中国第一个运用法律手段告赢省政府的失地农民。

“一个农民告倒省政府，这在中国是破天荒的，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张召良的代理律师袁裕来说。

为了尊严

张召良出生在浙江省奉化市长汀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辈很穷，过的是老实本分的日子。长汀村属于奉化市的近郊，当地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离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市只有大约两小时的车程。近几年随着商业开发进程的加快，很多当地农民失去了土地。张召良兄妹六个，他排行老五，10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为困难。靠村民捐款和学校的支持，张召良才念完了高中。

辍学回家后，要强的张召良发誓一定要改变自己家的贫困局面。在他看来，只有富起来了，才不会被人看不起。于是，张召良试着做起了小生意，几年下来，他花费上万元人民币盖起了一幢楼房，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个不小的数目，而此时，张召良只有22岁。他的聪明能干，得到了乡亲们的赞赏。

后来，看到村里很多人弃农经商，很多土地出现了抛荒，张召良便看准这个机会，回村承包了很多土地，成了一名种植专业户。在当地农村，张召良算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为了提高产量，他买了很多农业技术方面的书籍，还订了几份科技类报纸，很快便成了当地有名的种植业能手。

张召良一家三口，本可以过着幸福恬淡的生活，可没曾想到，这种日子到了2003年的时候却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张召良从此走上了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诉讼之路。

2003年12月，张召良接到村民委员会的通知，让他领取征地补偿费，因为他承包的葡萄地已被当地奉化市人民政府征用。可是，让张召良难以接受的是，最后他能拿到手的补偿款比事先的方案少了很多，而且村干部称“钱只有这么多，要不服随便你去告。”村干部抛下了“狠话”。

“其实我也不指望能加多少钱，只要村干部态度好一些，或者说些中听的话，这件事也许就过去了。” 张召良直言。

此后，张召良还忍气吞声去找过村干部几次，指望问题能有所缓和。可协商几次，仍毫无进展，他感到了绝望，内心的愤懑再也抑制不住了。

经过咨询，张召良知道，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法律诉讼。其实，这让老实本分的张召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甚至有些犹豫，考虑了很长时间，他才下定了决心。

“我就是要赌口气，这些村干部肯定是觉得我家什么背景也没有，老实可欺，我这一代肯定要把这种局面扭转过来。”张召良语气激动地说，“打这个官司并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是争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连环诉讼

决定诉诸法律后，张召良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听到他要告当地政府，很多律师因惧怕压力，不愿接受他的案子。直到后来有人介绍，他才慕名找到了现在的代理律师袁裕来。袁裕来是中国少有的专门代理行政诉讼的律师之一，在当地有较高的知名度。

经过分析案情，袁裕来判断，由于当地政府部门没有按法律规定事先发布征地公告，这些土地的征用很可能没有经过依法审批。于是， 2004年2月9日，张召良书面向奉化市国土资源局投诉，要求对违法征地行为进行查处。两个月过去后，奉化市国土资源局没有任何答复。4月10日，张召良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奉化市国土资源局行政不作为。法庭上，后者提出的答辩称，非法占地的事实未发生，有关方面正在做的工作是土地征用的前期工作，至于何时征用需经依法批准。

2004年5月19日，奉化市政府正式发文，决定对长汀村实施“撤村建居”（把村委会改为城市居委会，这意味着失去土地的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5月25日，奉化市政府批准同意将长汀村所有的农村集体土地登记为国有土地，这一决定在两个月之后得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审批许可。

在一切手续具备后，2004年7月22日，奉化市政府下发的拆迁公告贴到了长汀村。按照法律规定，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必须事先跟当地农民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再按照法律程序征用后，这些被征收的农村集体土地才能最后转登为国有土地。因而，在袁裕来律师看来，奉化市政府在依法征用之前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转登为国有土地，显然是错误的行政行为。

于是，2005年9月20日，张召良联合11位村民代表向宁波市（奉化市的上级行政机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奉化市人民政府上述决定。可是，受理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理由是如对该行政行为不服，应由该村的村委会或者村经济合作社作为原告起诉，在该村委会或者村经济合作社不行使诉权时，应当由能够代表该村的多数村民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本案原告是该村少数村民，不能代表该村集体企业组织或者多数村民的意志，无权提起诉讼。

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8月25日，12位村民转而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认为后者在农村集体土地被依法征用前予以划拨没有法律依据。9月1日，浙江省政府下属的法制办公室决定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理由是浙江省政府批准划拨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与作为农民身份的原告不存在利害关系。

2005年9月12日，12位村民再次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状认为，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划拨的土地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长汀村，使用权属于村民。浙江省人民政府仅仅根据下级政府呈报材料中填写的是“国有土地”，在没有审核是否被依法征用的情况下，即认定该土地是国有土地，显然是错误的行政行为。因此，请求法院责令浙江省人民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当年12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村民们的诉讼请求，采信的是浙江省人民政府的观点。9天之后，村民们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6年4月1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确认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违法。与此同时，在案件审理期间的3月3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已经受理村民的复议申请。2006年12月2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2005年7月23日作出的同意将长汀村农村集体土地转登为国有土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至此，这个当地最大的、牵涉1300多户村民未来命运的旧村改造工程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

“我已经很累了”

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张召良并不轻松。一方面，这个商业开发项目虽然被省政府暂时叫停，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这就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个项目很可能还会以另外一种程序或手段重新“上马”。因此，为了保证被征用土地农民的利益不再受到损害，张召良等村民已经通过律师向国务院提出了行政裁决申请，要求认定浙江省政府将农村集体土地当成国有土地划拨的行政行为违法。

不过，真正让张召良感到难以平静的是他的遭遇以及目前的处境。

为了打这场官司，张召良停下了所有的工作，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部是依靠妻子微薄的工资收入。两三年下来，原来比较宽裕的家庭已开始负债。然而，经济上的困境还是其次，重要的是，由于触及了当地某些人的利益，张召良的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在几次遭不明身份的人跟踪以及毒打后，张召良一度不敢迈出家门半步。

在最艰难的时候，由于与当地“有势力的人”彻底闹翻，很多村民即使内心支持张召良的行为，但因惧怕受到牵连，也开始有意地疏远张召良，就是在路上不期而遇，也会主动躲避。由于受到“孤立”，加上屡次败诉，张召良一度想到了放弃。

“摆在我前面的道路，要不就是退缩，要不就是走下去。” 张召良说。

面对两难决策，张召良选择了坚持，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为此，他跟妻子办理了协议离婚，把一切财产转移到了妻子名下，并把年幼的儿子判给了妈妈。在他看来，一旦自己出现了意外，也不会连累到妻儿。

“我始终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张召良这样解释坚持下来的理由。

为了尽可能赢得官司，不懂法的张召良买来了很多法律书籍，认真钻研。如今，张召良已对有关的行政法和土地法非常了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哪条法律法规，张召良会很快从身旁的法律文本中找出对应的条款，有很多还能一字不差的背出来。而且，从最初在法庭上发言都紧张得结结巴巴，到现在，张召良已能运用法律进行答辩了。

2007年3月，张召良的“民告官”经历开始被媒体广泛报道。在舆论的支持下，张召良的处境逐渐好转：当地政府官员由先前的强硬态度，转为主动与张召良协商寻求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很多未曾谋面的人通过写信、捐款或者打电话的方式鼓励张召良，有很多人还亲自来到张召良家里给他“出谋划策”，这让张召良十分感动，也给了他很大的力量。

“说真的，我已经很累了，想结束这场官司。” 张召良直言，如果当地有关部门给他足够的赔偿款，他仍然可以考虑放弃诉讼，哪怕现在的形势跟当初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媒体的关注下，他现在更多的是代表1300多户村民乃至全国所有失地农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关系个人的得失，因而，在他看来，如果在自己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后而选择放弃，肯定会遭到很多人的责骂。

张召良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回到以前的平静生活，但对于未来他还是比较茫然。不过，他有一点非常肯定，那就是如果个人的利益得不到法律维护，他还会“一直坚持下去（打官司），哪怕陪上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