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探索全球治理模式的重要实践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不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也不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简单修补”，而是在深刻反思当前全球治理体制弊端与制度困境的前提下，对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这一“新” 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一带一路”倡议理念之“新”：与现存的全球治理机构受西方议程和利益主导，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不同，“一带一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这正是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新理念。

　　即沿线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一带一路”的平等参与者，“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倡导多边主义，充分尊重沿线国家对各自参与合作事项的发言权，不对别国所选择的发展路径指手画脚，任何国家都可以根据本国需要积极建言献策，对多边合作议程产生影响；坚持公开、透明、开放的原则，通过双边或多边沟通和磋商，妥善处理各国利益关系，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各国可找到经济优势的互补，实现发展战略的对接，互利共赢和优势互补为基础的合作才能健康地持续下去。

　　中国自身发展形成的经验和基础，与各国的发展意愿和比较优势结合起来，以共建“一带一路”作为重要契机和合作平台，促进各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双多边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合作架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其平等包容的外在特征和契合实际的内在特点，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共同利益，是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新共识，展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互联通，各国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其次， “一带一路”倡议治理方向之“新”：“一带一路”的治理模式与现有的全球治理不同，它是从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从下往上的治理路径，而联合国、世贸组织这些大的国际组织引领的全球治理是从宏观到微观，从上往下的治理路径。

　　全球治理包罗万象，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进行，会有较大的难度，但如果限定在小的范围内，有些治理问题可能比较短的时间就能解决，“一带一路”的治理路径是落实到具体某一国家、某一领域，在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一带一路”的联合体，然后再在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共同治理，最终上升到全球治理的层面且上下补充。

　　因此，在区域治理的范围内，“一带一路”就可以实现全球治理做不到的一些事。首先，“一带一路”模式下的全球治理可以分区域来推进治理：“一带一路”沿线有众多国家，大多以双边的行动计划、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倡议、声明等形式呈现“一带一路”的合作成果，是以国与国的双边层次确立了治理关系，中国既要与各国平等互利合作，也要结合实际与一些国家率先合作，争取有示范效应、体现“一带一路”理念的合作成果，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中，强调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先做起来。例如， 2015年4月20日，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领导人出席中巴经济走廊部分重大项目动工仪式，签订了51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中巴友谊路、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瓜达尔港以及中巴能源电力项目等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旗舰项目，这些项目的成功落地并实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示范作用和扩散效应。每一个区域的条件不一样，发展程度不一样，“一带一路”提供了治理的多样性和不同步的发展方案。

　　此外，“一带一路”模式下的全球治理就需要分领域进行细化治理。例如，金三角的毒品治理，金三角所在的湄公河澜沧江流域原本毒品犯罪非常猖獗，之前对于此区域毒品遏制打击的治理问题基本没有效果。而现在由于“一带一路”进入了这个地区，澜湄流域实现了六个国家共同打击毒品、上下联动的区域制度，即上游发现马上报告下游，下游国家开始堵截。在这样的打击制度下，金三角的毒品很快被控制住了，东南亚地区的毒品生产和交易也大大减少。从“一带一路”治理的领域来讲，澜湄流域可以做，它的模式、它的经验就可以被很多区域借鉴了。此外，在环境、标准、反腐等领域同样如此，先在某一区域、某一领域推行较为成功的治理模式，然后再去向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去实施和推广。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治理重点之“新”：多年来，鉴于西方全球治理模式的制度缺陷以及对全球发展问题关注的缺失，加之目前逆全球化思潮日益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导致全球发展不均衡问题、贫困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问题和国际犯罪等问题依旧严峻，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将治理重点关注于依靠互联互通来解决区域、乃至全球的发展问题。“一带一路” 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基础设施不足，区域、次区域发展面临瓶颈制约，甚至尚未开启现代化的大门，如果地区发展解决了发展问题，消除了贫困，那么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治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例如，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和沿线经济的发展，恐怖主义活动明显变少。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很多实力强、信誉好的企业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铁路、公路、港口、电力、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互联互通，造福广大民众。

　　“一带一路”中的“六路”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主要内容，“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一批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进一步繁荣海上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跨国、跨区域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合作方向。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大大减少“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高达3.2％和2.8％）和整个世界的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高达2.5％和2.2％。）因此，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一带一路”的发展治理路径将会为全球化提供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治理技术之“新”：“一带一路”是“实体一带一路”与 “数字丝绸之路” 的充分结合，是建立在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之上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不仅应是海陆内外联动的经济全球化，而且应是网上网下或线上线下互动的经济全球化。

　　除了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大数据为运行载体，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市场主体在网上的沟通合作、共建共享；并同时使各国企业，包括中小企业，也能够通过互联网，自主、自由、公平、高效地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2015年和2017年，中国先后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要“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推动共同规划建设海底光缆项目，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加强了沿线国家沟通合作，对国际海底光缆的互联互通提出了更高要求。

　　2016年跨太平洋、跨大西洋、亚欧间海缆系统已开始进行升级换代，海缆建设已进入一个新旧更替的窗口期。截至2016年底，中国通过国际海缆可连接美洲、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大洋洲、中东、北非和欧洲地区，通过国际陆缆连接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国，延伸覆盖中亚、东南亚、北欧地区。

　　在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中，“一带一路” 将在线上和线下提升沿线国家的生产力和创新力，克服传统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优化市场对要素的配置，活跃“一带一路”大市场，提升沿线国家的市场力，同时推动政府治理更加有序透明地发展，提升沿线国家的社会治理力。“实体一带一路”与“数字丝绸之路” 的结合能够实实在在地形成合力，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获得新动能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并从而能够与发达国家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不断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实践平台和有效路径，其所“一带一路”倡导的国际制度理念与建设模式，必将对区域治理、区域间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作者系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