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

　　我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距今已经超过35年了。作为一名咨询师，我前后到访过中国80余次，同各行各业的数百位人士打过交道。  

　　这些经历使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府和生活方式怀有深深的尊重和理解。我遇到过拥有高学历、优秀能干的中国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见证了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中国民众带来的荣耀与自豪，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家庭和国家未来的强烈责任感。  

　　我不仅阅读大量东西方有关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学的读物，还密切关注着西方媒体上的相关报道和评论。这些文字中浮现出的中国形象与我的个人体验大相径庭。诸如“独裁”、“压迫”、“没有人权”、“不公平贸易”、“军事威胁”、“打压少数民族”等字眼并不符合事实。在我的新书中，我深入探讨了造成这种错位的根源。该书将于明年出版。  

　　我的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主要讨论了两个紧密相关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西方对中国有哪些误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误解？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经济举步维艰，政府部门混乱无序，教育体系支离破碎，人民温饱问题亟待解决。1978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序幕。自此开始，中国经济取得了近乎奇迹的发展。 

　　这一变革，需要对经济整体进行强有力的集中控制，需要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调配到各级政府部门，以领导人民去实现改善生活水平的最终目标。邓小平和他的领导集体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成功靠的是以下五个因素： 

　　1.纪律严明、自上而下的公司化治理模式 

　　邓小平希望通过彻底改革农业来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量，并利用新技术和廉价劳动力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为此，他借鉴了一种被许多大型跨国企业所采用的公司治理模式。 

　　这种公司治理模式包含几个关键要素。首先是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其次，有一支由才干卓越、经验丰富的高级官员组成的小型团队，监督工作执行，为领导者出谋划策。在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是这样的团队。第三个要素是领导层以达成共识为导向，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互谅互让。这种决策模式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的相互对立的多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四个要素是最优秀的人才储备。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蕴含着儒家价值观，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许多精英人才都渴望能在政府部门工作。这种情况与美国正相反。在美国，与从商相比，从政少了许多挣钱的机会，还要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这导致优秀人才纷纷投向私营企业。 

　　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重业绩的精英政治，通过常态化的业绩考察来管理高级人才。同事对他们的评价也影响着他们的晋升。这些标准使得官员们要专注于既定目标，并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做出正确决断。 

　　中国通过制定“五年规划”来治理国家。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根据各部委、各省、各大城市及各产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经济发展目标和清晰的实施规划，并广泛吸纳政府内外有识之士的意见，充分讨论，反复修改而成。明确的责任划分、业绩指标、差异分析保障了工作的贯彻落实，激励措施让工作更有成效。 

　　这种简单明了、富有实效的模式帮助大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中国也正是凭借这种模式，在过去40年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2.综合使用所有重要经济杠杆手段解决问题 

　　对于大型公司来说，它们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用上述治理模式，而政府则掌握着影响工作成效的各种重要政策杠杆，包括法律、税收、贸易协定、财政政策、基础设施、移民、教育和医疗。通过密切协调、统筹规划，五年规划在中国整个经济领域得以实施。政府虽然不能直接控制私营企业，但能够借助各种政策杠杆，间接对私营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3.确保政府了解并回应人民需求的机制 

　　美国的选举制度赋予人民以选举权，但人民对某些具体事务却无能为力。与美国不同，中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来充分征集各个群体的意见。 

　　以污染治理为例，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高铁和电动汽车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正是听取人民呼声的结果。政府是否满足了人民需求，最终要以人民的支持度和对未来的期待值来衡量。根据皮尤基金会和爱德曼公关公司的调查结果，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的这两项排名均位列前茅。 

　　4.军费开支较少，主要用于国防 

　　如何平衡国内发展投入（基础设施、医疗、教育）与国防开支，各国政府都必须做出重大抉择。中国的投入集中在与民生最直接相关的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除了用于保卫国家安全的基本军费开支之外，中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国外战争或干涉别国内政而产生军事费用。 

　　5.推动全球化，造福中国人民 

　　中国在全球贸易、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全球金融、全球环境治理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积极推动达成能源与矿产双边合作协议。中国坚称，参与全球事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造福本国人民。但是许多人怀疑中国的终极目标是改变别国的治理模式。在同中国政府官员的交往中，我发现他们不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暗示中国希望别的国家也采用它的模式。这种现象正是对质疑之声的有力反驳。 

　　中国的治理模式实施得当，运作良好，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人认为，中国会在十年之内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然而，美国有很多人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视为对美国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威胁。这是美国人对中国的错误理解，也是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真正根源。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探讨这一误解的来龙去脉和形成原因。 

　　  

第二部分：西方对中国常见的误解 

　　在美国媒体和政治领域中，普遍存在严重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现象。有些不实描述是出于对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恐慌，大多则是由于对中国缺乏正确的认识，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发展道路，不了解中国与美国为何如此不同，也不了解推崇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与推崇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 

　　拥有丰富在华经历的美国国际集团前总裁莫里斯·汉克·格林伯格曾说过：“中美两国历史和文化截然不同，所以，希望中国采取与其他任何国家相似的政治制度是不切实际的。”他的话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此，我深有同感，我认为美国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存在误解。  

　　一是认为任何不符合西方选举民主制模式的政府（中国政府）都是不负责任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治理模式通过持续不断地考察业绩和同事评价，选拔出精英人才担任领导，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实行集体领导的成果令人瞩目，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中国的领导者们阅历广泛，经验丰富，能力出众，专心致力于提高中国人民的福祉。与之相反，美国的多党选举主要依赖花费高昂的媒体大战，而并不看重候选人的相关经验和成绩，这种多党选举制所固有的分裂因素带来了许多严重问题，困扰着美国的政治体制。尽管美国的体制与中国截然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地服务于人民。 

　　二是认为中国可能会变成另一个前苏联。 

　　中国并不像前苏联那样热衷于军事。中国对南海问题的处理与前苏联对东欧和波罗地海国家的控制不能相提并论。40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民生，使7亿人摆脱了贫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就令人惊叹。 

　　三是认为中国限制人权。 

　　美国抨击中国最不遗余力的一点就是所谓的“中国人没有人权”。我问过中国人对个人自由的看法，通常得到的回答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我进而问到政治自由时，通常听到这样的回答：“在过去40年里，我们的制度顺应了人民的需要。为什么我还要去贬低政府呢？”美国的批评并没有道出中国的实际情况。 

　　  

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 

　　这些常见的误解背后，原因很简单却也很关键。 

　　美国无视中美之间的历史差异。 

　　美国总是无视中美之间的两个关键性的历史差异，正是这两个差异造成了最主要的误解。第一个差异是中央政府的作用。 

　　美国的建国者们决心建立一个不能妨碍企业家或商人寻求商机的“极简”政府，以摆脱曾压制他们的等级分明的欧洲经济体制。对极简主义的追求产生了对立的两党制、三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分立与制衡，以及定期选举。 

　　中国历史上，外来侵略不断，饥荒和洪灾时有发生，有限的可耕地要养活不断增加的庞大的人口，出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中国数千年来都延续着维持强大中央政府的传统。美国则拥有稳定的边境，充裕的可耕地和自然资源。因而中国的需求与美国完全不同。 

　　第二个历史差异是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美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1870年左右，随之而来的是财富迅速增长催生出的腐败、收入分配不均、对工人的剥削、污染，以及盗用欧洲知识产权。中国的工业革命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与美国过去相似的问题，却遭到美国的激烈抨击。美国将自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历轻易抛诸脑后。 

　　美国没有认识到中美文化之间的核心差异。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是二元的：对与错、天堂与地狱、赢家与输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倾向于寻求和谐与平衡，认为万事万物皆分阴阳，相反亦相成。 

　　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提倡双赢，美国人的反应却是“如果中国赢了，我们肯定会输”。 

　　在上述两种世界观的影响下，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社会，而中国则是集体主义社会。按照中国文化蕴含的儒家价值观，家庭和社会高于个人。个人的作用在于通过教育提升自我，从而更好地为集体作出贡献。而在美国，个人通常更看重私利。 

　　这种差异也反映在人们的说话方式上。美国人直接说出他们的想法。中国人则很委婉，就像孙子在他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里写的那样：“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采取的是直接征收关税的做法，中国则通过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予以间接回应。 

　　对这些文化和历史差异缺乏了解导致美国对中国严重误解，也使得美国人严重缺乏对中国的好奇心，从而难以消除对中国的不信任感。 

　　普通美国人对中国并不像普通中国人对美国那样感兴趣。举例来说，超过2600万中国人到过美国，而去过中国的美国人还不到100万。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有30多万，而在中国大学就读的美国学生则不到1万人。美国人还面临着更大的语言障碍。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英语教育已经得到普及，但在美国，只有极少数人学习、使用或接触到中文。 

　　对中国既不了解，又没有兴趣了解，导致美国人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感到不必要的恐慌和焦虑。中国经济有望在下一个十年超过美国。150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对竞争意识根深蒂固的美国社会来说，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是可怕的。这种社会心态使两本畅销书《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修昔底德陷阱》鼓吹的论调得以大行其道，这两本书预测中美之战不可避免。只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稍加回顾，就会明白这种论调完全不符合事实。 

消除误解 

　　中国政府实行的治理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造福了中国人民，因而获得了人民的坚定支持。这些运作良好的模式以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 

　　现在，美国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愿望、历史和文化。中美两国有充分理由构筑有建设性的双赢关系，共同应对环境保护、核武器扩散、难民安置等全球问题。美国能否认识到这一点，仍需拭目以待。 

　　即便美国继续对中国抱有这些误解，中国的发展也已经证明，无论中美之间出现何种摩擦，美国制造何种阻碍，中国人民都完全有能力本着追求和谐与平衡的精神，去实现他们的中国梦。（作者系美国麦肯锡公司前资深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