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至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现了正式访华的夙愿，重启了时隔七年的中日首脑互访，使得亚洲两大近邻关系重归正常轨道,让世界瞩目。

　　自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逐年上升，日趋接近“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尤其是，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按现价美元计算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而当今世界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只有美国、欧盟和中国，为此，这堪称标志着世界经济的“中美欧三极体制雏形”初现，日本沦为次级水平。而从进出口贸易总量看，中美几乎并列第一，且中国的出口已达美国出口的140%，中国口岸也成全球最繁忙的人、财、物、信息（数据）的集散中心。  

　　近七年来，美欧各主要国家的首脑均携庞大企业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与中国构建跨时代的经贸关系，促进产业联系扩大与升级。而在这七年里，日本却因中日关系的阻滞“落了功课”、“落了作业”，致使中日产业分工、经贸关系都落后于世界。这一次，安倍来访可谓是补课、补作业的旅程。  

　　另一方面，从大国关系的视野看，在过去七年里，中日上层往来停滞，而中美首脑则保持着正常的会谈机制，且日美首脑交往更是积极频繁，相比之下，中日关系长期处于“虚线”状态，这使得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中日”这一边长期未能绑定，进而，使得地区充满“变与动”的风险。尤其是，在特朗普政权下，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盛行，政策对立、贸易摩擦，中美、日美经贸关系事实上都面临巨大压力，潜伏巨大风险，呈现少有的脆弱性。如此，在这个背景下，中日关系更需要做稳做实。此次，中日高层正是本着对两国发展，对地区稳定与繁荣负责任的动机，主动克服“老问题”的惯性羁绊，果断重启正常交往程序，回归正常的大国关系轨道，可谓符合时代和地区的客观形势发展需要。  

　　实际上，早在2014年11月APEC北京峰会期间，双方领导人便主动创造条件实现了“国际场合会晤”，达成了推进中日关系缓和的“四项原则共识”。此后，中日双方都积极推动民间交往。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会见日本民间团体时就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的基础。同时，习主席明确指示要“管好老问题，防止新问题，避免绊脚石”。这为发展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定了基调。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赴日参加中日韩三边领导人会议，打开了中日关系缓和的大门，推进双边关系朝着正常轨道回归、启航。9月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符拉迪沃斯托克）上，又与安倍首相会面，提出“一带一路”是双方践行新时期中日关系的“试验田”，对中日关系缓和寄予了殷切的期待。中国领导人摒弃前嫌，率先垂范，推进缓和，给新时期中日关系的改善指明了方向、确立了路标。如今，安倍以日本首相身份访华，并通过双方领导人会谈与磋商，达成了50余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让两国人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战略互惠关系硕果。    

　　安倍此次来访，踩准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脚步，适应时代要求，为两国制造业“由大到强”找到了升级的机遇。上世纪90年代美国硅谷掀起“IT革命”为美国经济带来了黄金十年，推动世界步入IT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领导性技术和领导性产业。信息化、互联网时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样式的同时，也开始促进产业升级进步。随着全球化纵深发展，资本跨境移动频繁，技术创新齐头并进，新技术在全球普及渗透，推进产业及产品标准的国际化。在物联网条件下，制造业的跨国共筹与聚合成为可能，生产活动的全球化进一步加速。各国企业深度融合，相互依存，促进产业越境分工，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内和企业内国际贸易。传统的贸易投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多国籍企业及产品形成了“区域原产地”新概念。在这样的时代，中日作为地理距离最近的世界级“制造大国”迫切需要破茧成蝶，升级为世界“制造强国”，并推动“产业链网络”“数据化”和“智能化”，共同形成世界标准。这迫切需要两国政府要为双方的企业建立健全新规则，找到适用的法律，弥补现有多边秩序的不足。  　  

　　这次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既看到了产业发展与合作的远大前景，也并不忽视两国间以及地区内的风险与矛盾，大胆尝试从“经济”、“安全”两条线上发展和管控两国关系的新思路，主张“从竞争到协调”、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维护和完善自由开放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在经济领域，两国领导人提出在更广泛的新领域展开合作，提出在第三方合作，以及新技术与金融货币合作新方式。同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通过推进“第三方合作”，规避恶性竞争，促进地区共同发展。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6年到2030年，包括亚洲和大洋洲在内的广域亚洲（45国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达26万亿美元。而各国财政自己能解决的部分充其量只有一半，需要展开广泛的区域融资筹资合作。这不仅给中日企业提供了合作发展的新空间和新领域，也为中日共同构建稳定的地区发展环境，实现横向整合，提供了机遇。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地区共同繁荣。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位经济大国、世界级的外汇储备大国，以及贸易顺差大国，有条件也有责任帮助地区共同发展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在电力、电信、交通物流系统及水资源、卫生系统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的支援作用。安倍访问期间,中日双方围绕第三方市场合作举行了超过千人的企业、行业界的专业论坛，突出显示了双方业界的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   

　　双方领导人没有无视矛盾和问题，正视中日间及地区内的传统地缘政治及安全矛盾，关注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及恐怖活动、传染病、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重视包括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恣意发展，威胁包括中日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大势，主张中日两个地区大国负起责任，增进互信，加强合作与协调，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处理和解决各类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矛盾，实现经济与安全平衡发展。    

　　中日双方通过会谈与磋商，摒弃旧思想羁绊，以大国心态，坦诚探索构建包括防务部门之间的对话协调机制、完善海空联络机制，促进军事相关部门的互访，建立海上救助体制，推进探讨海上资源合作开发方法，共同应对全球和地区的金融风险，并围绕自由公平贸易体制坦诚交换意见。  

　　两国关系的重归正轨，积极缓和，不再拘泥于旧式的“冷暖模式”，而是更突出大国正常往来，主张大国经济发展责任与国际责任。新世纪以来，世界在变，亚洲在变，中日两国也在变，客观要求中日处理双边关系的思维和方法也要跟上全球化时代及世界巨变的律动，共同促进发展，维护和平，造福两国众生。（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