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陷入困局的中日关系在2018年出现了转机，双方政府开始探索将双边关系“由竞争转向协调”。继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5月访日之后，安倍也迎来其执政近六年以来的首次正式访华的机会。与此同时，近些年在中日民间外交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北京-东京论坛”也在东京顺利召开了第14届会议。

　　此次中日关系的转圜，除了国际局势变化产生的推动因素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日两国这些年尽管出现很多困难局面，但民间的交流交往始终没断。而且在网络自媒体泛滥，中日两边都不乏极端言论的情况下，中日民间外交的主流始终保持着理性对话沟通的势头。在这种对话沟通中，双方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减少对抗，增加合作，改善两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民间共识的不断增加无疑也一直在推动着中日关系重回正轨。 

　　正因如此，此次中日关系转圜过程中，双方领导人都将扩大民间交流作为今后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习近平主席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安倍时表示，“双方要弘扬民间友好传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安倍则在日本演讲时提出要“在所有领域扩大两国国民的交流，把日中关系提升到新阶段。”可见，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扩大民间交流既是两国关系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巩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种局面下，我们需要更深刻全面地认识新时期民间外交在促进中日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民心相通”是国家间关系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 

　　外交通常是政府处理国家间事务的行为，政府的外交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是代表本国人民的利益，政府的外交政策必须有民意的支持。因此，现代外交就出现了民间参与的现象，既民间行为体协助政府做双边沟通的工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政府提出了“民间外交”的概念。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初，了解中国的国家不多，加上冷战的封锁，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较少，官方外交难以展开。所以，通过半官方和人民团体民间交往的形式进行外交，就成了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的重要手段。“民间外交”出于人民外交的理念，认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核心在于民与民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民间外交”虽然也有宣传介绍中国国情和政府政策的内容，但同样重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特别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来增进相互了解，建立相互信任，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美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逐步大规模推行“公共外交”。近些年，中国受美国影响也开始重视“公共外交”。但其实美国的“公共外交”理念与中国的民间外交在理论架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公共外交”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宣传等手段影响对方公众，从而达到影响对方政府政策的目标。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包括政府，或者说主要是政府，其手段以单向性宣传为主。卡特执政时将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与美国新闻署合并，改称美国国际交流署。同时，将对外宣传咨询委员会与教育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合并，改称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对美国的公共外交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研究，出版年度报告。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建立了全国民主基金会，开始以所谓非政府组织的形式推行“公共外交”，旨在通过各种行动改变其他国家国民的观念，再由这些人改变该国的政府。所以冷战后，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就成了许多国家颜色革命的主要策动源。由此可见，美国的公共外交与中国的民间外交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中国目前在“公共外交”名义下进行的活动，无论是活动形式，还是活动理念都在传统的民间外交范畴内。本质上，也还是人民外交的一种形式。 

　　冷战后，在东亚地区的和解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外交形式，既“二轨外交”。"二轨外交"是针对官方的“一轨外交”提出的概念，他主要是由一些具有专业性的民间机构，在官方的引导下，对“一轨外交”中难以深度讨论的问题进行较为专业的深入讨论，从而达到推动“一轨外交”发展的目的。“二轨外交”通常有官方以某种形式参与其中。在实践中，根据官方参与程度的深浅，还有人提出了“1.5轨外交”的概念。但无论如何，这些活动都是以促进沟通的方式来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或多边问题的解决，因而也属于民间外交的范畴。 

　　民间外交在实践中是丰富多彩的，其表现形式可以很宽泛，但其本质很简单，就是通过民间的活动，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认知和理解，拉近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习近平主席在阐述“一带一路”理论时，提出了“民心相通”的概念，把人民之间的相识、相知、相互理解并走向相互认同，作为国家之间建立可持续发展关系的重要基础，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外交理论，也为民间外交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 

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的运作机理有很大区别，就是民间外交通常需要有一定的交往基础，既在这些交往中积累的人脉关系。中日之间有着丰富的民间外交资源和经验。两国一衣带水，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历史。这个交往历史使两国文化极为相近。古代时期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多，而近现代时期，在接纳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又受日本影响较多。日本仍然大量使用汉字则使两国人们接触起来更加容易。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交往的积淀，使得两国在经历了惨烈的战争之后，依然能够较为迅速地恢复双边关系。 

　　当然，这种迅速恢复也有着雄厚的现实基础。事实上，在日本侵华时期，我党就明确将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分开。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很多日本军人被教育转化。战后，中国百姓保护抚养日本遗孤，这些人的归国，更是成了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正是这种积淀，使得两国早在六十年代初，冷战正兴的时候，就已经以半官方和民间的社团交往的形式开始频繁和活跃的民间外交。正是这种广泛的民间交往成了七十年代初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力量。当然，复交后，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更加活跃，并总是能在两国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扮演重要的沟通角色。 

　　未来中日之间的民间外交依然任重道远。目前，虽然中日官方关系出现转圜，但日本的官方舆论仍是以中国威胁为主基调，在这种官方舆论的影响下，两京论坛的民调也显示日本国民对中国仍然存在较多的误解。双方对国际政治的现实，和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仍存在较大的认知差距，民心沟通的任务依然很艰巨。（作者系资深亚太问题研究学者、北京周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