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已走过七十载。今日之世界与七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自上一次世界大战以降，全球地缘政治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型时期：从历时四十年的冷战，到苏联解体后的二十载“暂时和平”，再到当今时代。在美俄关系、中美关系、以及现在不断强化的中俄战略协同之中，我们看到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不稳定与日俱增。从二战后美国一家主导，到美、中、欧三分天下，再到如今中国经济世纪的大幕徐徐展开,全球地缘经济格局亦悄然改变。

　　国际秩序支撑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同时，全球化正在席卷一切。应对高度全球性的挑战，诸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以及人员国际流动的爆炸性增长等，都需要同等水平的国际协作来应对。然而，各国外交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对高效的全球治理需求日益上升，但有效的治理供应却不见增长。国际秩序的碎片化已然发生。

　　那么，我们要问：为战后秩序“量身定制”的联合国这一多边机制，在未来几十年里，是否还能满足国际社会之所需？如若不然，我们又该如何革新联合国之使命、架构与资源配置，使之得以因应今日之挑战？

　　　　虽未崩溃，但的确身处困局 

　　尽管遭受诸多贬损，联合国仍有威望。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构成，联合国作用重大 —— 若任其日渐式微，蹒跚不前，乃至衰败，都将使已经脆弱不堪的国际秩序更加动荡。70年的存在与发展，联合国已然是国际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持续而稳定地维系着国际关系的广泛发展。但我们却时常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用或不用，都在那里。

　　历史如镜，提醒我们万物更替，无一永存。全球机制并非历史久远，也远非根深叶茂，甚至也不乏失败的先例。倘若有一天联合国不复存在，哪怕仅仅是缓缓落入被忽视的边缘，那时我们才会清楚地意识到，联合国对国际秩序的不可或缺。若没有联合国，国家间的关系将愈发紧张。在危机之际，没有了联合国从中调节与斡旋，战事或一触即发。那时再惋惜追逝，恐怕为时已晚。

　　联合国有诸多核心优势。“联合国宪章”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赋予其无可比拟的国际合法性。因此，联合国的发声具有普世性，而其他机制难以望其项背。联合国拥有独特的全球号召力。应对当下世界面临的挑战，可以以联合国名义发出全球性倡议，形成国际领导力。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法案制定国际标准。联合国有特权去开展合法性的集体安全行动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还可以设立全球经济和社会项目以加强全球社会公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即便过去多年联合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种力量优势依然是无法被取代的，独立于成败之外。

　　今天，我们这些联合国坚定且自豪的守护者，将尽己所能紧握保护这个机构的剑柄。但让人不安的事实是，联合国虽未崩溃，但的确身处困局。危险在于，在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上，国家日渐游走于联合国体系之外，通过其他方式寻求解决方案，使得联合国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仅被各国视为一团和气的“事后外交”。

　　从伊朗和朝鲜核问题、到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再到全球性传染病，以及难民潮问题，我们在诸多全球事件中看到联合国这种越发凸显的“无关性”。重大的系统性变革与挑战正在肆意改造国际社会，但是联合国却依旧采用上世纪的体制结构与文化，终究难以适应21世纪的新形势。诸多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如果联合国不能与时俱进改革自身，则难免如诸多老牌国内、国际组织一样不可避免地逐渐滑入历史的阴影之中。

　　　　联合国有能力重塑自我, 深化改革 

　　然而，上述命运并非注定。我坚信联合国有能力重塑自我，并更上层楼。所有身处21世纪的机构都应该调整自我，从而在应对环境变化的节奏和复杂性中得以存续与发展。将联合国完全推倒重来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深化改革。如下浅见，列为联合国改革十策：

　　1. 我们需要一个结构上有机整合的联合国，将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人道与人权这几个组成机构视为一个战略整体，而非任其“各扫门前雪”，各自为战。这样的整合路径表明联合国需要强化基础性协作，通过各运营部门及各相关领域协同发展以共同实现联合国使命。

　　2. 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制定未来长远政策规划的联合国，而非仅仅着眼于应对当下的危机。

　　3. 我们需要一个具有综合预防机制的联合国，而非只能简单应对问题。这应在联合国的领导结构、文化和资源配置中体现出来：未来联合国机制改革的方向应是前瞻性、计划性和预防性的，而非简单的反应、安慰或祈福。

　　4. 我们同样需要一个具备综合应对能力的联合国，在毫无征兆的危机突发时能够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紧急的人道援助。

　　5. 我们需要一个将前沿落实置于首位的联合国。未来的联合国将由其在全世界范围内救死扶伤和提供生存发展机遇的能力被世人评判，而非其发表报告的多少。实际上，联合国将过多精力耗在笔头。

　　6. 我们需要一个“团队合作”的联合国，通过打破僵硬的体制隔阂，整合团结而又多元的工作队伍，以从根本上应对各种具体挑战，并赋予联合国派驻各国的当地机构领导权以落实。

　　7. 我们需要一个“知行合一”的联合国，注重脚踏实地的厚重，而非文山会海的优雅。

　　8. 我们需要一个珍视“我们联合国人民”这一认同的联合国，加强全球范围内的伙伴关系建设，深化与市民社会及私人部门的合作。目前联合国在这一方面的进度已经开始但有待提速，否则我们将难以在2030年发展议程中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因为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大规模的私有资本的支持，而全球公共资本的供给在其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意识在联合国最高管理层及各传统部门之间必须加强。当然，建设这一新型伙伴关系需要在维护联合国成员国的核心地位及其政策关切优先性的情况下推进。

　　9. 我们需要一个在所有议程中落实“性别平等”原则的联合国，而非仅在部分议程中强调。性别不平等则不利于和平、安全、发展及人权。实现性别平等才能实现社会公平。我们同样需要一个关怀年轻人的联合国，让他们得以在联合国的各个平台上发出心声、表达关切，而非仅仅与他们进行家长式的事后互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借助当今数十亿年轻人的力量缔造未来。

　　10. 我们需要一个基于未来财政经费有限假设下，依然运转高效、行动见效、体系灵活的联合国，因为资金紧张在短期内并不易转缓。

　　　　以联合国为基础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 

　　以上十点并非惊人之语，也未能极尽周延讨论联合国体系所面临的全部体制与政策挑战，但这些平实观点或可为未来联合国体系管理层的持续改革拨开些阴云。此前，包括现任秘书长任期内，已经有许多良好的改革方案得以推行。但是每一届领导层都有责任对当下的重大变迁与时代挑战深入思考，力求与时俱进。而这一重任即将落在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先生(或女士)的肩上。

　　这一责任也是我过去两年来作为多边机构独立委员会(由国际和平机构于2014年9月创立)主席所力图践行的。纵然现今我不能成为澳大利亚提名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我仍诚愿为下一任秘书长先生(或女士)及其工作团队、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以及最为重要的——联合国成员国提供以上的建议。一份更为翔实的政策报告亦将献上，作为我过去两年来，经由国际和平机构多边机构独立委员会与诸位联合国挚友多次反复讨论重大国际议题的一个总结集合。

　　联合国的式微缓慢而持续，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广泛多边体系在日趋动荡的世界中亦将遭受重创。大国之间分歧日增、国家间传统纠纷重现、恐怖分子四处行凶、市场经济陷入混乱、工作机会流失殆尽，种种问题使得各国人民不禁质疑：“是否还有人可以一锤定音？”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战后秩序的深层危机全面爆发的时期？

　　我本人依旧是联合国矢志不渝的支持者，并将始终秉持乐观主义精神为其奔走呼告。然而，现如今，确实到了联合国必须深入改革的时候。如若不然，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联合国虽不会消亡，也会悄然衰落，徒有表面光辉，却无实质影响。我始终相信，我们可以避免这个悲剧，只要大国小国，东方西方，可以共同支撑这个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一起建设我们的命运共同体。(作者系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国际和平机构多边机构独立委员会主席，特别致谢钱镜先生在本文撰写、翻译过程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