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气急了直说要我‘陪葬’。5天里我瘦了12斤。最后，多亏在电台登了寻人启事才在郊区找到他。事后，我大哭了一场，把心里的着急和委屈都哭了出来。即便人没事，家属还是不依不饶地要我赔偿精神损失，却对他身体康复的事实视而不见。从那以后，我彻底伤心了、不干了，把敬老院转给一个朋友，自己在家好好休养。”王建霞如是说。事实上，在远离工作的三个月里，她的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时常想起敬老院的那些老人。心中难以割舍的那份情谊使她在2000年的夏天又回到了敬老院。

2003年，王建霞随青岛敬老院院长团，赴上海、北京和杭州进行实地考察。这次考察之旅不仅开阔了她的眼界，也使她看到了差距。她说：“我们的优势在于‘软件’--爱心和服务；劣势就是硬件设施不行。”

为了使敬老院有更好的发展，2004年，王建霞在青江路物色到一处三层楼的房子。从位置到布局都很满意，只是高达16万的年租金让她有些犹豫--以当时的市价足够买下一套新房子。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王建霞把爱人在柬埔寨打工三年多寄回的美元全部兑换成了人民币，签了15年租约，并将旧址翻新，只保留了“红宇”这个名字--原来的地下室仓库出租成临街小店；一层的一部分作为敬老院接待处、办公室和厨房，另外一部分作为旅馆出租；二层和三层是有80个床位的老人生活区--住宿规格从单人间到四人间不等；楼道里铺设无障碍设施；活动室里有社会捐赠的电视、DVD机、音响和棋牌；在三层的露台上还有健身器械。工作人员也从原来的她和嫂子两个人扩招到了10人，而且都是下岗或退休职工。虽然硬件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各项花销也增长不少，但王建霞依然坚持低端价格路线--每人每月800元至1000元不等。招收对象也不仅限于老年人，还包括先天愚和智障的成年孤儿。

尽管如此，家属拖欠交费现象仍时有发生。王建霞说，开敬老院的初衷不是为了赚钱，能忍则忍；遇到特别困难的家庭，就减免费用。她说：“有个老太太在这里住了一年多，欠费4000多元。后来在医院去世了。我知道她女儿的地址，但一直没去找，因为她心情不好、自己生活都成问题。住宿费我也就不要了。虽然账面上亏了不少，但我心里感觉不亏。”

现在，王建霞不仅对于老年痴呆、脑血栓等常见老人病有丰富的护理经验，还对员工进行定期培训，传授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有八九个送来时卧床不起的老人，经过悉心的调养和照顾已经可以行走。85岁的孙保英已在这里居住一年多，生活得很开心，逢年过节都不愿意回家。她65岁的儿子、退休干部周广汉对记者说：“把妈妈送到这里之前我考察过其他两家敬老院。说实话，真不行。有朋友推荐红宇，我一开始也不放心，明察暗访了两次才把妈妈送过来。这里条件好、饭菜好、服务态度好，室友之间互相照顾，我们家属很放心。”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1999年起，王建霞曾先后获得青岛市再就业标兵、青岛市第一届养老服务机构“十佳院长”和“十佳服务明星”等荣誉。之前一直保本经营的敬老院终于从2006年开始盈利。扣除各项开支，王建霞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六七万元，距离她扩大经营规模的设想又近了一步。此外，来这里服务的志愿者也从1999年的公交公司（王建霞女儿的工作单位）十几人，逐渐增加到了包括大中小学生在内的数百人。

2009年1月，王建霞来到北京，参加为期半个月的全国第五期老人院院长培训班。她用“大有帮助”来总结北京之行：“专业的护理知识、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以及同行之间的经验交流对我很有启发。但有些适合我们，有些不适合，关键还得结合实际。”

“敬老院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爱心、细心和责任心。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帮助人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金钱买不到的，”王建霞由衷地说，“现在看来，开办敬老院这条路是走对了。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我就住敬老院，我女儿可以接我的班。现在国家对老龄化问题越来越重视，只要稍微再扶我们一把，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