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是新近成立的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他强调，他不以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发言，而是以学者的身份接受采访。

记者：中国的学术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你认为其中的原因何在？

葛剑雄：造成学术腐败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行政权力的干预，这种干预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官员抱着良好的目的，但是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让大家去做；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行政权力为自己牟利，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当院士，用行政权力去干预学说，从而造成很多明知不可为的事情也去做。

第二个原因，其实也是第一个派生的，我国的科研经费虽然近年来有所增加，但总的来说，还是个稀缺资源，但研究队伍却迅速膨胀，跟大学扩招差不多。于是形成粥少僧多的局面，大家抢几个科研项目，造成恶性竞争，从而造成了很多黑幕。与此同时，评估体系也很成问题。这是不正常的竞争。如果有一万名科研人员，却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能拿到项目，那么作为普遍指标来讲就不合理。还有单位说我们要争取获奖，大家都想多获奖，奖从哪里来？结果就是造成各种奖项越评越多、越评越烂。

第三个原因，现在好多地方把拿来的科研经费变成改善单位研究条件，这还是好的，有的甚至变成改善个人生活的收益。

记者：这主要跟个人道德水平有关吗？

葛剑雄：看似是个人问题，实际是体制问题。为什么？我主张科研经费不能用于个人，反对一切提成。要改善生活，国家可以名正言顺地增加工资，发津贴，而不是大家去抠科研经费。

有的人家里从汽车到卫生纸全是经费开销，小孩补课，太太旅游也都算在科研经费上。我觉得科研人员正常的收入要增加，不要和拿到多少经费挂钩。现在科研人员、教授，除掉杂七杂八的收入，工资很低，比公务员低，应该由国家来改善科研人员的待遇。科研经费一分一厘都不能动，这完全是体制性的问题。

第四个原因是，科研经费拿到后，缺少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对成果的鉴定。缺失这些，大家就放心骗钱拿钱，如果很严格，大家就挪用到别的地方去。这些也不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

记者：那么，这些原因中你认为最根本的是什么？

葛剑雄：学术界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可能跟社会完全隔离。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商品经济、市场行为加上腐败行为都影响到了学术界。可以说，学术腐败是社会的一个反映。当然，如果学术界本身有比较好的传统、制度或者个人有比较良好的操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腐败。

但是要绝对避免学术腐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权力因素对学术界影响比较大。我国的学术研究单位几乎都是公立的，没有完全民间的或者独立的，受权力影响比较大。

记者：能否概括来说，学术界出现了两种倾向，即学术权力化和学术商品化或者市场化？

葛剑雄：可以这么说，这两个是学术腐败根子上的因素。

记者：那么道德因素呢？社会道德水平的下滑与学术腐败是怎样的关系？

葛剑雄：道德水平的下滑也是学术腐败的一方面原因，但这往往是在前面所说的两方面引诱下发生的。如果外面没有诱惑，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道德任何时候都可以讲，但它是有诱因的，诱因就是前面的两个方面。

记者：对于这些原因，我们如何进行根治？

葛剑雄：现在应该进行综合治理。如果我们的体制是对的，要坚持，如果错了，就要调整。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制度不能动，而大家去寻求变通。

但现在很难。比如我们对学生要严格要求，但往往上面带头破坏这个规矩。有一段时间，政府官员要拿博士学位，如果严格按制度，他能拿到吗？谁都知道没有达到标准。如果他做到了，说明他不称职。为什么？因为官员负担很重要的工作，很少能有时间上课。但是他们都拿到了学位。

记者：对于学术市场化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葛剑雄：有些东西尤其是基础研究是不能推向市场的。我所在的研究所学术地位还比较高，我们有个原则，就是坚持不创收，不办班，不搞计划外的活动。你如果让我去创收，我肯定守不住底线。但是这不是所有单位都能够做到的，很多单位有指标要招多少计划外的，这样肯定会降低标准。我每年招完学生后，都会接到电话，说差几分希望交钱进来，我跟他说，分数不够，交多少我也不要。但是很多单位有任务，非得招多少计划外，这怎么行？降低分数，今天这个降低了，明天其他的也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