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工农红军“长征”（1934-1936）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城一间27平方米的屋子内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此前，毛泽东已失去军事指挥权两年之久。会后，成立了由他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史学界这样评价这次会议：它改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遵义，位于中国贵州省北部，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而它真正闻名全国，正是由于这次“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17日）。与会者只有20人，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日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核心名列其中。
    1934年末至1935年初，还在行军途中时，红军的战略性转移尚未被命名为“长征”。当时共产党人称之为“西征”，因为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正在向西部的省份进军。可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长征”一词最早出现在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的一次讲话当中，用来指他的军队对共产党人的追剿。
   “遵义会议”召开的这个月，侵占中国东北3年多的日本军，相继两次制造“事件”，把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地区。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则把数十万重兵调向大西南，“围剿”长征途中的红军。3万对40万，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兵力悬殊达到长征以来之最。蒋介石甚至发誓，要在贵州省境内“解决”红军。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用事实说明当时革命遭受挫折与工农红军被迫长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了错误”。
    遵义会议以前，国际共产主义联合组织“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尚方宝剑，中国共产党被强加了‘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国际路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专家金一南教授认为，“两个百分之百，给中国红色苏区和红军几乎都带来百分之百的损失”。专家们指出，遵义会议标志着，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能够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第一次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此次会议之后的红军，时西时东、假南实北，牵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的鼻子在贵州和云南之间来回调动，从而跳出了4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最终，中央红军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泽东重掌了红军的指挥权和他大手笔的指挥艺术。
    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结束，红军分别由中国的南部、中部，穿越人烟稀少、条件异常艰苦的西部，转战到西北部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不论从政治上讲，还是历史地看，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意义都不为过。老一代中共产党领导人常常把它称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即使几十年过后，长征的幸存者仍然驾驭着中国政治的航船，甚至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也把他们为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称之为“新长征”。经过长征，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军的核心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