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府与市场：对发展的倡导与促进

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通过建立和完善市场及市场体系，可以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促进人力、商品、资金和服务的流动，从而可以促进更好的专业化分工、观念的更新和经济的发展。在强调市场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政府除了要充当守夜人维持秩序、产权和社会安定外，还应该担任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公共品、鼓励竞争、防止自然垄断、减轻负外部经济效应、促进公平分配、扶贫减贫等诸多角色。

（一）市场与资源配置

目前，西藏已初步建立起市场体系，市场对于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十分明显。

消费品价格、农产品价格乃至其他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西藏已实现了人、物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如今在西藏的市场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商品可谓琳琅满目。而在计划经济时代，连蔬菜这样的日用食物也非常短缺，乘飞机回藏的西藏居民带得最多的物品就是内地的蔬菜。引入市场机制后，计划经济造成的消费品与农畜产品的剪刀差已不复存在，大多数农畜产品的价格涨幅远远高于消费品价格的涨幅，农牧民从市场中得到了巨大的实惠。比如，牦牛肉的价格就已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每500克几毛钱飙升到现在的20多元，一头优质牦牛甚至可换一台手扶拖拉机。

已建立起多元化的市场。除各地纷纷兴建的商品市场外，在拉萨市等大中城镇还出现了专业化的生产资料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和证券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作用。企业已开始成为具有自主经营权的市场主体。从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到1984年西藏改革开放的25年时间里，西藏的工业发展由国有和集体企业一统天下，1985年西藏才出现第一家其他成分的工业企业。而到2007年，非国有和非集体成分的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48家，其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近60%，在西藏的工业企业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类企业的经营完全由市场调控。即便是公有制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也不像过去完全受政府指令计划的调配，也在遵循市场法则并接受市场调配（注27）。

图表：西藏2007年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数量及其比例示意图 新华社发

图表：西藏2007年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及其比例示意图 新华社发

实地调查中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户已开始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调整生产，其中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种植方面，许多农户扩大了市场需求较大、价格趋于攀升的油菜和优质青稞的种植，同时减少冬小麦的种植。而在畜牧业方面，农户开始大规模减少对草场和饲料需求量较大，且使用率越来越低的马的饲养，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和汽车等现代机械。此外，越来越多的农牧民正在借助市场，将多余的产品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在拉萨市和日喀则等大中城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有许多农牧民出售自己的剩余农畜产品，尤其是在日喀则市及一些县城的早市上，这一现象更突出。此外，在西藏的许多城镇，已自发形成了农牧民的劳务市场。比如农闲季节的拉萨市，就有几个较大的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

鉴于西藏农牧民人口占压倒性比重以及将农户收入水平作为衡量农户生活质量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于1996年开始对西藏三个村庄（注28 ）进行了连续跟踪研究。2008年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现阶段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户比例趋正态分布，即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趋高，高收入和低收入趋少这样一种被广泛认同为结构趋向合理的收入格局，市场在优化农户的收入结构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此外，在改革开放的最初期，农户的收入除了传统的农业、畜牧业和份额较小的手工业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在现阶段，一半以上农牧民三份收入中来自市场的就占一份，而收入处于顶端的10%的农牧民，三份收入中来自市场的就有两份。由此可见，市场及其市场经济对于农牧区发展的催化作用十分明显，这说明中央在西藏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适合西藏的发展，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图表：西藏1996年开展扶贫攻坚工程时期不同收入阶层农民比例示意图 新华社发

图表：西藏2007年不同收入阶层农民比例示意图 新华社发

（二）政府与发展

本报告之所以研究政府在西藏发展中的行为与作用，除了政府在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诸多义务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促进西藏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于投资这驾马车，尤其是近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入占GDP的75%以上。其中，源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重点建设项目投入占了非常大的份额，以2008年为例，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当年固定资产投入的75.9%。由此可见，政府的投入对于西藏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讲，政府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投资这驾马车。

鉴于政府掌握了用于促进西藏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和相对稀缺的资源——资金，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投入走向将极大影响西藏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从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末这段时间，西藏地方政府借鉴内地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梯度发展理念，将很大一部分财力用于城镇和城镇向农牧区辐射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也就是被称为“中心开花”的发展战略。然而，这一投资战略以及市场固有的缺陷很可能导致城乡差距的拉大。比如，1997年－2000年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8.1%，略低于前5年的增长水平。而在同期，西藏的GDP却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中央对西藏的投入和全国的援藏力度也大幅度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水平与本地区城镇居民的差距却呈拉大的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引起了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还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初中期，在地域辽阔、资金有限且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的西藏，集中有限资源，采取先易后难、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发展应该是适合西藏实际的选择。这一发展模式不仅借鉴了中国内地成功的发展经验，同时也借鉴了许多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经验。

鉴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初见成效和向广大农牧区辐射功能的增加，更鉴于农牧区亟待发展的现状，自治区政府因势利导，将发展与建设的重点移向农牧区。从2000年开始，自治区政府“把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西藏农牧区工作的主线和整个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并将此写入了当年的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从这以后的每一年，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均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其最新制定的“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再度提出：“要保证所有投资项目和资金向基层和农牧区倾斜。”

正是借助于政府的投入以及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扶民、助民、富民的发展思路，2000年以后，西藏大幅度提高了农牧区实行义务教育期间针对农牧民学生的“三包”标准，在绝大多数农牧区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了针对农牧民的安居工程和人畜饮水工程，基本落实了农牧区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保障。

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也在积极采取各种调控手段，弥补市场的缺陷。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本身具有近强疏弱的“势利”效应，通常会将稀缺资源配置到效益更高的地区和人群中。如果没有政府的调控干预，发展水平滞后、投资效益相对低下的农牧区就有可能被市场无情排斥，竞争力相对低下的农牧民群众将面临被市场边缘化的危险。

为此，西藏各级地方政府除通过加大对农牧区发展和农牧民增收的经济投入外，还在信贷、税收等领域全面向农牧区倾斜。此外，在尝试和探索其他调控手段方面也进行了努力，其中就有这样两个给人印象深刻且深受农牧民欢迎的政策：

第一，为了保证农牧民享有充分的务工权利，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政府投入的建设工程在用工时，需招募不低于三分之一的农牧民，农牧民能够胜任的所有工作岗位尽量交与农牧民。

第二，虫草价格飙升并成为农牧民现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很快颁布条例，将虫草资源的采集权完全赋予产地的农牧民群众，既保护了资源和农牧民的切身利益，又保证了采集秩序的井然有序。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对西藏农村进行长期调查的一个成果显示，在现阶段，一半以上农户三份收入中，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就占一份，而收入处于底层的那10%农户近一半的收入也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由此可见，政府行为对于促进本地区的减贫、扶弱以及协调发展均产生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