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政府将适时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云南锡业集团冶炼厂精炼车间的工人在浇铸锡锭。周重要摄

如果现在将矿产品的资源税率提高一些会怎么样呢？“或许一些资源型企业的负担会加重，经营更加困难。”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吴强说。

正像吴强教授一样普遍存在的这种担心，使得中国政府对资源税的改革显得有点迟疑了。在经过两年多的讨论之后，原本方案已经具备的资源税改革，却无法在全国大规模的推开，而是采取了试点的方式进行。

据消息人士透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先从山西、内蒙、新疆和青海开始改革，而且从煤炭行业开始。

吴强分析，选择这些省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中国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经济又不发达，即使出现加重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也不会影响到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

“这应该是个最好的，也是最合适的方法。毕竟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一切可能带来负面的政策都需要谨慎。”吴强说。

改革计划

2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9年全国税收工作要点》中，特别指出，今年将适时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而在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09年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改革完善资源税制度。

资源税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化石能源和矿山资源税的征税标准，将目前按数量征税改为按价格征税，同时将税负适当提高。尽管目前提高的比例并未最终确定，但业内预期，有可能按照销售收入的10%计征。

中国从1984年开始征收资源税，当时只是对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征收。1994年中国进行税制改革时，首次对矿产资源全面征收资源税。从2004年起，国家先后分四次，分别对18个省上调了煤炭资源税，但这也只是在1993年底制定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基础上的微调。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加大，经济学者们对这种低税率的资源税政策表达了不满和谴责，认为按数量征收的资源税无法体现有效利用和保护资源的效果，这不适应中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事实上资源税开征以来，税收总额一直很少，在中国税制体系中只能算一个小税种。

在经济学者们的呼吁下，从2006年开始，中国政府决定进行资源税改革，将按数量征收改为按价格征收，这样可以将税收与资源产品价格直接挂钩，不但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而且有助于增加政府税收，目的就是要最大效率地使用自然资源和公正地分配自然资源收益。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调整资源赋税可以通过税收的杠杆作用，促进资源节约，支持了节能降耗以及勤俭使用资源能源的经济行为。

等待时机

在2007年年初，中国政府就曾准备进行资源税改革。但是，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通胀迹象，中国政府担心那时进行资源税改革会使居高不下的CPI被再次大幅推高，以至于影响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于是资源税改革被搁置了下来。

2008年第4季度，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美国金融危机引爆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各种经济数据大幅下滑，CPI走势也开始掉头直下，原来各种高高在上的资源产品价格也已快速走低，人们对资源税改革带来的顾虑似乎消失，于是2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9年全国税收工作要点》表明要进行资源税改革。

然而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资源型企业和其下游企业利润缩水很严重，有的甚至亏损非常厉害，资源税改革再次面临困难。

“对资源税改革的谨慎做法可以理解。”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贺力平说。由于矿产资源居于产业链的上游，资源价格稍有风吹草动,就将引发诸多行业急剧波动，在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国家必须权衡资源税改革的利弊得失，出台税改政策必然慎之又慎。

贺力平介绍，由于经济活动具有传导效应，资源税改革启动后，居于产业链最上游的资源产品，如煤炭、原油、铁矿石等，价格必然会上调，随之电力、石化、钢铁，乃至其下游的汽车、船舶、轻工、有色金属等产业都将承受巨大压力，而这些行业正是当前中国大力振兴产业。

现在中国国内原油价格为1500余元/吨,按品质不同,每吨分别征收22元、14元不等的资源税。但改革后,资源税的征收额度若按10%的税率征收，则现行价格下的资源税额或将达到每吨150元。原油开采企业不可能独立承担这部分涨价，必然将其向下游传递。金融危机背景下，下游企业所受压力不言而喻。

“目前在国家大幅度减税，减轻企业负担的大背景下，出台资源税改革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贺说。

有专家反对推迟改革

对于政府的谨慎，曾在财税部门工作过的，现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表示认为，金融危机下资源税改革恰逢其时。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克崮在3月初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就强调，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刘认为，今年上半年是出台资源税改革的最佳时机，随着通胀压力基本消除、CPI将继续走低，资源税上调不会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

刘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减少，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中央政府应抓住有利契机，改革资源税制，开征环境保护税，通过税收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对于上调资源税是否会与国家提出的结构性减税相矛盾，刘克崮认为，当前正实行的结构性减税，内外资所得税合并以及增值税转型、出口退税下调等减税政策，将导致今年的减税额度达5000亿元左右，以及加上去年的减税额度合起来大概有7000亿元的空间，而资源税如果出台，估计增加的税额约为100亿到300亿元，只是7000亿元的几十分之一，仍可保持结构性减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

贾康也认为，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中国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同时资源能源价格走低，这对于资源赋税的向上调整，是有利的契机。

贾康说，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物价明显走低，CPI和PPI走势接近或达到零值，这正是把不可再生能源税收的税负作向上调整的好时机，只要合理把握力度，虽会使初级产品价格提高，并向中、下游产品传导，但不会产生很值得顾虑的物价上升压力，并能促进产业、产品结构调整。

煤炭行业作为首先改革的行业，贾康认为，资源税税赋向上调整会使煤炭产品价格提高，目前虽然煤炭企业也确实存在困难，但这不等于资源税改革就不能进行下去。如果因为资源税改革而倒掉了一批煤炭企业，那么，这也达到了资源税改革的目的之一，因为，这些倒掉的企业一定是资源浪费严重、竞争力差的企业，淘汰它们，对整体经济有利。

而且资源税改革以后相应增加的税额较小，对全社会商品价格冲击有限，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通缩带来的不利影响。“我认为2009年上半年是进行资源税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2009年上半年是企业实现减税利益最多的时期，两相对冲，可以实现对企业的最小冲击。”贾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