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农村的金融生态是农村金融改革与农行重组改革的重点所在.这是一位顾客在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办理业务.高宇 摄

“从农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其面临的问题很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说。这位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

易认为，农行改革的启动，是攻克国有银行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过去三大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这些问题很值得农行深思。

最大的包袱是不良资产

易宪容认为，农行需要直面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化解其沉重的包袱”。

“沉重包袱包括巨额的不良贷款和冗员如何处理。”易说。

据农行公布的2007年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农行不良资产余额约8161亿元，不良贷款率23.64%，比年初上升0.08%，不良贷款余额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40多亿元。

农行不良资产高，这是许多人都清楚的，农行在过去两年里采取了很多措施控制不良资产的发生，但不良资产增长却还是这么高。占到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总数的近97%。

为了减轻农行不良资产包袱，2007年8月，中央汇金公司就宣布，计划向中国农业银行注资400亿美元。但400亿美元与农行不良资产相比，显然不足以填补不良资产的损失。

“至于冗员安排，应该是让改革决策者头疼的一个问题。”易说。

截至2007年底，农行在岗员工45.24万人。在业界一些人士看来，45万名员工仍显庞大。目前已上市的工行、建行、中行去年底的同类数字分别为35.1万、29.8万和23.3万人。

易宪容介绍，农行人均管理资产规模不足其他三大国有银行的一半，大大增加了其运作成本。由于农行成长的特殊背景，农行职工的质素也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处理不当，就可以成为农行改革的负资产。

如何定位

2006年项俊波开始掌管农行的时候，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推进农行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面向‘三农’和商业运作的有机结合，这是农行改革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但是如何把服务三农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化业务相结合，还是个难点。成立不久的“三农”金融工作推进委员会，虽然经过去年在8省市的试点工作，为“如何在商业化运作的前提下服务‘三农’”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但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检验，完善。

易宪容介绍，从中央政府的决策来看，农行未来职能的定位是为县级经济服务，为农业服务，即那么，在农行赢利时，这种政策性的定位影响不会太大，甚至还可以借之进行扩张；但是，如果农行的这些政策性业务发生亏损时，由谁来承担就是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农行肯定会把其亏损归结为政策性上去，把其盈利归结于其商业性上。

“因此，对于农行改革的定位，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或是用组织的方式来界定，或是用制度方式来界定。”易宪容说。

易宪容认为，对农村金融问题，不能沿袭以往那样如何为农业服务的观念，而应该重新设计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新发展的金融体系或模式，要改变农村的金融生态。这也是农村金融改革与农行重组改革的重点所在。

“也就是说，农行的改革重组，并不在于如何来落实一个‘农’字，而是要根据金融业的特性来设计业务，比如，应该利用网点优势把业务放在已经改变的了农村经济上。”

易宪容解释说，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长模式也明显分化。如发达地区农村的城市化；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大量中西部地区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输出而保留少量劳动力从事农业；贫困地区的传统农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等等。因此，农行改革及职能定位必须适应农村经济现状，采取不同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这也是农行改革的基点。

易宪容说，事实上，由于农行自身的一些问题及所处的市场环境，使得农行的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模仿，只能走出一条独特之路。

市场化运作机制如何确立

农行股改最为重要的是打破了国有独资的局面，但是银行组织内部有效的治理结构仍需要进一步确立，其运作机制的转变仍然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易宪容认为，农行改革要想成功，还必须改变农村的金融生态。除了改善现有不合理的金融制度之外，还得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创造条件让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大量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二是用法律的方式来界定农民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收益权，这样无论农民进入城市还是进行银行信贷就有了最基本的财富起点，有了可抵押的有价值的物品；三是要确立农民公民权利，使他们在自由迁移过程中不受到歧视，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在不同的地方受教育时不受到歧视；四是在上述基础上创造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制度环境与条件。

易宪容介绍，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为22.5万亿元，其中农业贷款1.32万亿元，仅占全部贷款总额的5.68%，而且这一比率多年没有改变。而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1.8%。如果农村的基础性制度环境不改变，农行定位又仅限制在“农”，那么农行要找到有利其发展的赢利模式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