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中美双方的意义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存在的经贸问题，避免了因某些具体摩擦或争端而冲击两国整体经贸关系乃至战略关系。人民币汇率问题、产品安全问题始终处于可控状态，不能不说与该机制的存在大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经济对话扮演着危机预防的特殊角色。

国内有些观点认为，美国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关注重点是利益，或者说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结合，名为“对话”实为对华“要价”，核心是通过更高层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加强与我经贸对话和合作，最终获取更多实利。但事实上，这样一个沟通对话的平台对中美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美提议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新的协调机制，便是其“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政策的具体实践。其现实上需要与我合作，愿意承认我经济崛起的客观事实，明显扩大了与我经贸对话与合作的内涵与外延。

从已经召开的三次战略经济对话的内容和成果来看，已经取得了双方预想的目的。美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后，截至2007年8月1日，第110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已提出30项涉华经贸议案，这些议案基本涵盖了美国以往指责中国对美贸易的主要问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涉及内容的广泛性上，均前所未有。而布什政府在执政后期受到内外牵制增多，在对华经贸问题上不愿过度透支政治资源，美国朝野一片贸易保护主义之声。在此情况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进行对话的平台，其频率与八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定期协调的频率相一致（每年两次），为中美弥合分歧、促进双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中美双方对话级别高、对话地位平等，气氛良好。中美有较长的开展财经、贸易和汇率政策协调的历史，积累了一定经验，并建立了中美经济联委会（JEC）和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等机制。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原有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把对话层级提高到副总理级，两国首脑积极支持并以适当形式参与协调，弥补了由两国行政体制不同带来的原有机制的不足，也符合两国近年来经济依赖加深、双方利益分歧日益错综复杂的现实需要。战略对话机制与战略对话机制等多个对话机制一起，共同编织起维系中美关系稳定的机制性网络或平台，客观上有助于实现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从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议的全过程看，这是两国平等协商的平台，而非美单方提出要求、中国照单全收的场所。中美宏观经济主管部门的决策者齐整、高规格地汇聚一堂，既是历史性的，也体现了中美认真对待双方经济关系的态度以及冀望深化互动、妥善解决争议的共同愿望。

此外，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增进中美经贸关系本身的互惠性、稳定性和持久性，将中美经贸协调导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更高层次的目标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均是涉及中美重大利益的经济领域，或是需要双方协助解决的全球性经济问题：不仅涵盖了传统的财政、贸易、货币经济政策以及能源政策，还包括非传统的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等社会政策以及环境保护政策。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上看，其不仅是一个综合性、高层次的双边经济协调机制，有助于解决中美经济联委会、商贸联委会等相互间议题重复、参与部门重叠等问题，还将进一步深入到国内宏观经济、社会、能源和环保政策间的协调，使中美双方对两国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和政策制度的不平衡增进相互理解。诚如吴仪副总理所说，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重要的历史性跨越，向全世界传递了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实现共赢的意志和信心。

（作者是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