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30年。站在30年的历史新起点上，对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波澜壮阔的大变革,(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的制度变迁)进行回顾，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在农村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最重要基础，粮食生产效率的提升使人们吃饱饭，并产生了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使得中国能够在传统计划经济尚未充分改革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发展了民营经济，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有活力的增量部分，也激活了公有制经济。

第二，微观领域的改革形成了多种所有制企业竞争的局面，经济活力大大增强。经过30年来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为更高效率的民营经济取代，其它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后效益大大提升，这就为经济起飞奠定了微观基础。

第三，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央地方关系。在分税制条件下，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扩张，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倾向，再加上GDP政绩观的作用，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重要任务，大大加速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第四，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全方位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成为最大的外资流入国，有效地改变了国内资本短缺的格局，也有效地弥补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缺陷，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

第五，金融体系从财政体系中独立出来之后，进一步市场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银行附属于国家财政。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资本市场，国有银行逐步企业化，开始使资本能够按照市场化原则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

但上述分析并没有区分时间因素。事实上，上述五大因素在30年中的不同时间阶段分别展开并发挥作用，使中国经济发展能够长期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体制性因素中受益。比如说，最初是农村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很快带来了农业的大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制度的潜能虽然发挥到了顶点，但其成果是稳固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不会再有粮食生产大面积滑坡的现象。当这种体制性所能够带来的增长动力释放完后，又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私营、外资经济大发展，这是又一种体制推动力。新世纪之后，加入WTO又使中国获得了新的驱动力。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经济转轨。也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那么，为什么中国选择了独特的渐进式经济转轨路径？应当说，与中国的历史背景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领导人逐步确立了和平发展的理性复兴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一句名言叫 “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说这是经验主义。但现在回过头来反思，这里折射出的更多的是理性的光辉。在过去30年的改革理性大致有这么几条：

第一，坚持实践的标准。理论往往在逻辑上是内恰的，用理论进行反驳很困难。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总结了一条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种理性的反思在当时有震人发馈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坚持实践这个标准，使中国的改革总是能够注重实效，每一步都注重有好的结果。

第二，清醒地判断中国所处的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清醒地看到中国生产力远不发达的基本国情，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使中国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困局。

第三，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的清醒判断，中国坚定不移地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这使中国成功地抓住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难得机遇，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来发展壮大自己，成为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典范。加入WTO等一系列革命性的举措，都始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这一点非常可贵，因为当时有许多人还以为世界还会有大战。

第四，卓有成效地营造改革共识。一方面，中国任用了一大批敢闯敢干，有胆有识的干部，能够坚持地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在争论不清楚的事情上，采取了不争论的策略，甚至在许多名词上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尽可能地使多数人接受，减少改革中的阻力。比如许多中国人接受不了市场经济，改革家们就提出搞商品经济。

第五，注重改革的协调和领导。在中国30年改革史上，国家体改委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利益超脱的机构，在领导策划重要改革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有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往往可以在利益关系复杂的情况下能够促成改革，使改革不间断地推进下去。

（方栓喜：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2005年8月，所参与执笔的《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