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在法律上如何认定“连续工作满10年”，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为此，据黄龙透露，全国总工会正在积极准备，配合全国人大、劳动部门和司法部门制定规章和司法解释，让这部新法更具有可操作性。

《劳动合同法》从制订到出台，争议一直没有停止。例如，在立法原则上，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为代表的“挺劳派”，另一种是以上海华东政法大学董保华教授为代表的“挺资派”。最终，《劳动合同法》更多的是吸纳了以常凯教授为代表的“挺劳派”主张。但这并没有阻止争议的继续进行。其中，有一种意见就认为，现在的《劳动合同法》过多地保护了劳动者，使资方完全处于一种被动式的不利地位。

中国知名职业网站--中华英才网总裁张建国认为，华为突击辞退员工事件，“应该是针对国家法律修订做出的调整。”因为在现有国情下，新法将会给像华为这样的创新公司带来过重的企业责任压力。甚或有业内人士认为，华为此举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以主动的方式一次性地解决未来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

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资强劳弱的失衡局面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多年，单靠一部新出台的法律在短时间内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而且，据有影响的全国性报纸《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当问到“新《劳动合同法》是否对劳动者保护过度”这个问题时，87.4％的人对此予以否认，甚至69.4％的人认为保护得还不够。

劳、资关系平衡是世界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关系专家都阳认为，新法所改变的可能并不只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从长远来看，也可能影响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中又主要是等待就业的群体和已经就业群体的关系。具体来说，由于新法加大了企业用工的成本，很可能导致企业想尽各种办法把用人招标缩减到最低，从而使本已非常困难的就业市场变得更加紧张。

“我们的立法初衷是要规范企业用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这是大家都理解的，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违背法律的初衷。”都阳直言。

在立法进行调研的时候，欧盟商会等一些外资机构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将对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给出的理由同样是“这将限制用人单位的灵活性，并将最终造成中国生产成本的提高。生产成本的提高将迫使外国公司重新考虑其新的投资或是否继续在中国的业务。”

同样的忧虑也来自于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低不仅是中国的国情，而且是中国重要的国际竞争力，外商之所以来中国投资，尤其是投资制造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如果成本提高，它们为什么要来呢？”上海君合律师事务所资深劳动法律师马建军说。

但是，在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看来，新法实施后，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总体上并不高。从另一层面来讲，对劳动者进行适当倾斜性的保护，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这实际上是优化了投资环境。相反，如果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将会影响稳定的劳资关系，这才是用人单位最担心的，也是对投资环境的最大破坏。

其实，从世界范围看，如何在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就业比较充分，经济活力比较强，有利于增强经济的竞争性。而欧盟的劳动力市场则比较规制，对劳动者的保护水平比较高，福利水平也比较高，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不利于竞争力的发挥，如西班牙、法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缓慢就是与其对现有岗位的保护过度有很大关系的。

“中国的国情非常复杂，一时很难找到劳动者与资方之间的平衡点，这需要立法者不断地去权衡考量。”都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