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公众感到不满的是，央企如此巨大的利润，没有上缴国家并用之于民。相反，这些年中央财政接二连三的补贴央企。以中国国有企业的龙头老大中石化为例，由于2005年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升并长期处于高位，境内成品油价格和原油价格倒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收到中央财政给予集团公司一次性补偿人民币100亿元。而2006年年底，中石化由以同样理由再次获得中央财政一次性补偿52亿元人民币。

而事实上，由于中国石化原油开采业务仍然利润丰厚，炼油业务的亏损并未影响其全年总体利润。中石化公布的2006年业绩显示，虽然炼油业务亏损253亿元，但全年盈利仍有30%增长，达到539.12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利润多年不上缴，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原本应为全民谋福利的巨额利润只在垄断国企内部分配，加大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2006年5月，劳动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披露，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到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过度存留利润带来过度扩张

“除了利益分配不公之外，过度留存利润带来最直接的问题是，国有企业过度留存利润因投资冲动的局限性及治理结构不完善，可能导致过度扩张，其后果很容易导致资金链断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资室博士罗建钢说。

相比于中国的其他企业，国企的融资压力最轻，然而这一环节反而很可能成为产生风险的温床。上海隆瑞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尹中余就认为：“按照国际惯例，一般上规模的并购项目，完成周期一般是1-3年左右，仅仅尽职调查阶段，就需要花费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一些央企在较短时间内的频繁并购，其风险令人担忧。”

中国化工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05年至今，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化工集团已收购了包括黄海橡胶集团、沧州大化等超过20家国内公司的股权。通过频繁的并购，中国的化工集团的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但规模并不能代表一切，实际情况和收购战略意图或许并不匹配。尹中余就指出：“中国化工集团收购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案例中，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总资产达到65亿元，净资产接近于零，公司债务负担十分沉重，但作为中国化工集团收购主体的中车公司自身总资产为35亿元、净资产仅为9亿元，明显有‘小马拉大车’的嫌疑，并购后随时有可能爆发财务流动性危机。”

这并非是危言耸听，由于盲目扩张而导致破产的三九集团就是前车之鉴。《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称，在国有企业中有一部分如自来水、电网、国有银行等垄断性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无所谓市场竞争，就把企业利润投向了房地产、宾馆、度假村、高尔夫球场等。由于这些公司的内部资金配置没有受到严格的审核，导致了很多资金配置的效率下降。

“目前，国有企业的利润飞速增长、垄断行业收入上升，央企留存利润过多将会导致企业投资扩张，使国家抑制投资过热的宏观调控效率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提取适当的国有企业红利，还能缓解这方面的压力。”刘纪鹏说。

他还指出，盈利企业多年来利润该交未交，而亏损企业却想退难退，在缺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情况下，国家想扶持的国有企业保不了，该退的又退不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立后，就能够做到将不用的资源转移给了其他所有制企业并得到充分利用，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红利将惠及民众

虽然分红方案没有最终确定，但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研究部部长程伟估计，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后，即使按央企去年7000多亿元的利润，平均上缴率为10%左右，则“今年上缴700亿元问题不大”。

那么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应该如何分配？按照什么原则进行分配呢？众所周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包括收入和支出两部分，其中更复杂更关键的是“支出”-即央企红利怎么用。有些专家认为，这些红利可以用在更有效率的地方，比如教育和医疗等方面。也有舆论认为，国企红利用途应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建立专项基金，作为能源、交通等补贴，定期发放给普通百姓。

对此李荣融表示在制度实施前两年，这些红利应该用于企业的改革重组，其次将投资于企业的弱势领域，比如研发领域。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也认为，目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共财政预算以及社会保障预算体系尚未建立，“要建立三大预算都缺钱，国有企业红利，应该用于支付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用于国有企业再投入；另一部分用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这是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之一。”

而在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学家Louis Kuijs、William Mako以及张春霖看来，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增加国家在公共财政方面的收入与支出。根据他们的估算，如果将国企利润的50%纳入财政预算，并分配给教育和医疗事业，则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将增加85%。

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的赞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就认为，国企分红最重要的是必须让钱分到个人手里，将这部分红利通过“减税”等途径惠及民众，让普通百姓分享到国企分红成果。

不过李曙光还指出对国资经营预算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制度设计者的目标，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现在还没有看到配套措施。光有权力没有责任，这个权力就可能会被滥用。”

李曙光所讲的配套措施，指的主要是国有资本预算的问责制，以及预算管理制度的透明化制度。“建立预算制度之后，这些资产怎么来用啊？定价机制如何？交易规则如何？程序化规则又如何？相关制度都需要完善。”

他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针对企业的，所以应以企业财务预算的标准要求，尽可能具体而微地建立详细的子目录预算，使人大和公众能够了解每笔钱的来龙去脉。一旦通过，不能轻易更改。在执行过程中，也要随时接受监督，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目的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