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通过金融自由化、扩大向美国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来降低中国储蓄率的路径未必合理，而且存在较大潜在风险。上述路径源于以下思路：中国居民和企业之所以需要表现出较高的储蓄倾向，原因是金融部门欠发达且自由化程度不足，他们难以为自己的消费和投资融资，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身的储蓄。

倘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容许效率更高的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广泛的服务，便利中国企业和居民的融资，他们将无需积累过高的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即使不考虑某些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国金融机构不过是为了获取几乎无风险的较高投资收益，并无强烈动机改进其参股机构内部治理，只考虑美国金融机构以分支机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这一思路也忽略了以下三个问题：

--中国居民高储蓄倾向的最主要根源并非消费融资不便，而是另外两大原因，其一为收入分配极度失衡，大多数消费者支付能力有限；其二为社会保障缺位，且前些年国有企业下岗风潮席卷全国，至今许多地方仍然不时发生类似事情，大多数国民在恶劣预期下不得不提高储蓄。

金融自由化非但对解决上述问题无能为力，相反，从既往经验来看，与其它行业的外资企业一样，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存在强烈的“挑奶皮”（cream skimming）倾向，即逃避社会普遍服务责任，单纯集中于高收益业务，具体到个人金融业务，就是集中于服务高收入阶层而忽视中低收入群体，这种倾向反而会加剧上述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上述思路企图通过便利企业融资来降低中国公司部门储蓄率，但事实是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公司部门负债率远远高于美欧同行，而且这一特点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曾被指责为东亚经济体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其它条件不变，如果进一步便利企业融资，可能更加恶化中国公司部门的资本结构。

诚然，东亚最优负债率高于美、欧最优负债率，以资本密集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使这一特点更加突出；因为，正如迈尔斯（Stewart C. Myers）指出的那样，有形资产在破产后容易转让，技术、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则难以转卖，因此资本密集企业破产成本低，拥有巨额无形资产的企业破产成本高，导致前者的最优负债率高于后者，而从60年代的“日本奇迹”到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奇迹”，经济增长实绩显赫的东亚各经济体均以大规模生产见长，技术创新、品牌等无形资产则逊于美、欧，即使在新兴高技术产业链条上，东亚最具优势的也是制造环节。但是，如果“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期限错配问题和以外币负债支持本币融资的货币错配问题没有解决，高负债率必定是东亚区域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源泉。

过快、过大幅度地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可能导致中国受到短期内还无力有效应对的资本流动冲击。在理论上，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不等于资本项目开放，但开放金融服务业意味着变相资本流动渠道大大拓宽，因此，无论资本项目管制是否同步大幅度放松，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也必然导致跨境资本流动易变性上升。而私人资本流动的流量和流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熟市场基准状况，因为西方机构投资者通常将新兴市场投资视为边际投资，当主流投资组合收益率不高时，可以用新兴市场投资补充。因此，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对国际利率的变动更敏感，西方母国利率变动可能导致资本流量和方向的重大变化。一旦母国利率提高，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就可能大规模回流。90年代初新兴市场组合投资迅速增长与当时主要西方国家的低利率有关；1994年美国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导致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回流，也难辞触发当年年底墨西哥危机之咎。目前，经过2004年6月以来的12次加息，美国再次出现了“高利率、强美元、巨额赤字”组合，新兴市场正酝酿着资本流动再度大规模逆转的危机。

（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