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最近几年，以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为表现的全球经济失衡空前严重，中国则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之一，是美方统计的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中美经贸争端有激化之势。1971年以来，逆差已成为美国货物贸易的常态，近年逆差规模增长尤其惊人，2004年达6655亿美元；2005年1-8月累计货物贸易逆差已达4831亿美元，预计全年货物贸易逆差将再次突破6000亿美元大关。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差额地位日益突出。按中方统计，2004年对美贸易顺差803亿美元，2005年1-8月对美贸易顺差700亿美元。按美方统计，中国从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1-2004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830亿美元、1031亿美元、1235亿美元和1620亿美元；2005年1-8月逆差总额4831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1262亿美元，占26%。而且，就绝对数字而言，今年中国创造其历史上空前的巨额贸易顺差已成定局，1-9月累计贸易顺差高达683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可望超过900亿美元乃至1000亿美元，比此前年度贸易顺差最高纪录翻一番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成为美国压缩经常项目逆差的重点，而贸易保护和压迫人民币升值又被许多美国人视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灵丹妙药，以至于今年的纺织品特保争端成为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反响最大的对外贸易争端，“人民币升值论”也从2002年下半年至今经久不息。

 然而，通过贸易保护和压迫人民币升值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思路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除了令中美经贸关系狼烟四起、中美两国商人经营不确定性倍增、美国在华公众形象大幅度恶化之外，全无效果。在这种情况下，10月17日闭幕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7次会议结果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表明美国在对华经济对话中至少部分采取了新路线。从各方表态和联合公报来看，美国对华经济对话新路线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诱导中国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来降低中国的高额国民储蓄，进而减轻中美两国之间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在诱导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求中方加快向美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度，通过扩大对华金融服务输出进一步中美经常项目收支失衡。

 与通过贸易保护和压迫人民币升值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思路相比，美国对华经济对话新路线要合理许多。但这条新路线仍然存在某些重大问题，能否有效解决问题，尚须存疑。

 首先，美国上述对华经济对话新路线是不对称的，它片面要求中国承担调整国内储蓄－投资模式的责任，却没有要求美国承担对应责任。这种做法既不公平，效果也欠佳。

 其次，通过金融自由化、扩大向美国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来降低中国储蓄率的路径未必合理，且潜在金融风险较大。

  第三个、也是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自己能否一以贯之地实施提高中国消费率路线。这是因为美国对外政策具有浓烈的“竞选导向”追求短期“政绩”色彩，而中国向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需要时间，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的政策协调面临“期限错配”。而且，实施上述策略时美方可能会遇到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政策目标冲突，亦即中方为实施上述调整所要采取的某些政策可能与美方在其它方面的一些要求相抵触。在中美经济、政治交往中，这种由美方自己造成的政策目标冲突早已屡见不鲜。从以往的行为记录来看，由于美国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平等成员，明确奉行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原则，盲目追求单方面强加于人，因此容易在国内利益集团压力下奉行自相矛盾的政策。

  作为发展最迅速的新兴大国与现任唯一超级大国，无论是对于当事国人民及其政府，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还是为了增进安全；磨合中美关系、协调两国经济政策都非常重要，但这种协调又必定是艰难的，甚至不无痛苦。此次中美经济对话结果尚称可取，但双方在对话中达成的共识能否落实、如何落实，仍然存在众多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过分乐观。至少，在贸易问题上，我们就不应指望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能够很快解决。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