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对话与经济民族主义

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客观上还将长期存在，对此，该如何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实现对这一长期问题解决的新思路？针对中国近来加大对外资管制而指责中国在搞经济民族主义的声音，该如何应对？

金灿荣：经济民族主义应该是外国为了给中国施加压力而使用的词，决策者现在在吸引外资方面，考虑得更均衡一些，但并没有达到经济民族主义的程度。

张燕生：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和产物，除非全球化发生中断、逆转，或者东亚生产网络发生变化，否则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条件依然存在，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恐怕很难解决，况且利益的问题不是靠对话所能解决的。另外，行政高官间的战略对话会不会影响到国会、党派以及国内的利益集团，还要拭目以待。

 关于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经济民族主义，我认为是许多人把中国和平发展的路线曲解了。中国出口的无非是箱包、鞋帽、纺织品、服装、家电等中低档产品。这些产业在美国早已调整出去了，这部分完全属于互补性的，不会对美国的生产和美国的工人造成实质上的损害。所以，对于平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我认为更多的工作应该由美国人来做。中国要做的是建立起一种协作机制。

 说中国加大对外资的管制是搞经济民族主义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中国过去放松管制，现在加强管理很合理。中国完善对外资管理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从 科学发展观出发，进行外资管理。包括提倡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保障劳工权益，称为社会、人、环境和资源的管理。第二是对过剩性产能的转移。第三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管理，比如对军事、技术等敏感性领域的管理。第四是对一些危害市场竞争效率和市场结构的做法，包括垄断，不公平竞争，恶意并购，压制技术进步等方面。这四方面是由初步的管理走向确立和完善管理体制。相反，美国对中国的并购，即使是既非技术性又不涉及战略性资源的行业，美国都要进行苛刻的审查，甚至禁止。

我认为，对中国而言，无论怎么完善外资管理，都以不影响市场竞争效力为前提，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的作用，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来调节经济，从而减少政府对经济建设干预的程度。而对敏感性产业和领域的管理也要慎重，不要影响到公平、非歧视性的竞争。另外，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对外资企业进行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全面审查、考量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