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施压重点转换

与之前美国对话政策不同，保尔森在对汇率问题上，采取了“软压力”政策，并且把重点放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金融开放问题将取代汇率问题，成为美国对华施压的一个新重点？

金灿荣：现在还不太好说。保尔森是真正的经济专家，他应该知道汇率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包括贸易逆差也解决不了。迫使中国汇率上升以后，到底谁是收益者都很难说。汇率不是个真问题，而是被政治化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以汇率为借口迫使中国金融自由化，却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宏观经济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金融创新，使得他们在90年代能够靠强势金融，迫使别国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造为美国模式。美国赢得了与日本和德国的竞争，并且靠它的金融产品把日本80年代、70年代贸易顺差赚的利润都拿回美国，现在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

 保尔森与别人不同，他可以忽略细枝末节，直接指向自由化。另外，布什选对了跟中国打交道的人，中国人往往对熟知中国的人有好感，比如对基辛格。某种意义上讲，保尔森已经获得了资格。保尔森在推进美国利益方面是比较有效力的，我一直主张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要慎重，不能太快，要吸取日本和德国的教训。

 张燕生：要客观的看待中美战略对话。首先，双方的利益和谈判地位不一样，美国处在全球霸权的位置，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是寻求和平发展的国家，而美国是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的国家。

　第二，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就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90年代又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它在谈判研究、咨询和策略的投入是巨大的，可以动用世界顶尖级的智库来为谈判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这点中国是望尘莫及的。

　第三，美国这次对话采取的战略很不一样。它把重点放在了要求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上，而不是一味地对人民币升值施压。

　对美国而言，开放金融市场更重要。美国真正具备强势竞争力的产业可概括为两端，一类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高端服务业，主要包括金融和咨询；另一类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包括宇航、能源、医疗技术和医药生物工程等方面。因此，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正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不过，我认为金融市场开放并不会取代汇率问题。美国意识到汇率形成机制走向弹性和浮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和外汇市场改革，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的进步，以及延伸工具的发育。可是中国高端市场体系的建设，绝不是短期能够做到的。因此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升值都是美国需要的，只不过现阶段更倾向于抓住它的核心利益。

 中国年底即将兑现的金融全面开放，是否会减缓保尔森提出的金融开放压力？您认为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侧重点该在哪个方面？与美国的期望是否一致？

　张燕生：对于中国的金融开放，首先我们会按照加入WTO时的承诺，在今年年底分阶段、分地域的实施开放。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形成的一个理念就是：引入外来压力对促进国内各个行业的改革、发展都有好处。然而，至于中国的金融开放是否会跟美国期望的一致，我认为市场开放应该是公平的，非歧视的，中国应该独立自主地，从发展本国经济的角度出发，而不该去迎合哪个国家的核心利益。

　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可以放在四个方面。第一，建立把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和消费的体制和政策。而这种转化很大程度上需要靠金融，因此，改革的重点在确立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和创新业务及规范上。第二，要推动货币价格的市场化，包括汇率，利率。关键是把货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基础建设好，在这方面做得更加规范、透明。第三，应重视风险和管理。金融企业和实体经济部门需要建立起长期的金融风险防范的体系。第四是监管。金融外汇风险最大的体现是衍生工具，而衍生工具为了保证市场的流动性，主体有90%以上都是投机盘。这就需要信息透明和政府进行有效监管。

这四个方面都是与中国核心利益相关的，并不是美国期望中国做的，不过，从中国整个市场化改革来讲，金融改革又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