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结束访华之后很快表示，他已向推动中国关税案的两位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游说，提示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7.5%高关税并非协商之道。而两位参议员也很快放弃了今年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议案，中美经济关系开始出现新气象。

战略对话求解经济失衡

　中美间第三次战略对话，美方代表从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改为财长保尔森，这一转换的意义是什么？保尔森此行开启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如何理解“战略经济对话”一词？

　张燕生：首先中美之间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反映出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这个事实。中美需要通过高层次的对话，探讨关系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这种框架不仅限于中美问题，更是涉及到全球未来的发展，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前瞻性的特点。因此，中美战略对话的层级在上升，对话的领军人物都是重量级的高官。保尔森是美国高官中的“中国通”，非常了解中国需要的和中国能够做出让步的条件，因此他知道如何得到美国想要的利益。而中方的领军人物曾培炎，他曾是发改委一把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领导，也曾在美国大使馆做过外交官，也是中国了解美国和中国利益最全面，最透彻的高官。

金灿荣：“转换”一是突出了经济议题；二是层级有所上升，另外，从决策过程和决策机构来讲，美国财政部在中美关系当中的发言权会上升，财政部因为跟经济界的关系密切，意味着社会团体当中的经济团体的作用上升。以前的“使节会议”现在改用“外事会议”，这样范畴更大，参与的角色也更多。

我估计战略经济对话还是会从具体议题谈起，从近期的问题切入，不过方案是针对长期的、结构性的大议题，包括内部的经济结构、公共政策、世界市场上的能源合作、WTO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贸易自由化谈判方向等议题。但总体上来说，都是务实的。

中美在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平抑油价等问题上的合作有怎样的前景？两个经济大国之间可能建立怎样的战略框架？

金灿荣：中国在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平抑油价方面都是起作用的。保持贸易自由化符合两个国家的利益，这是合作的基础，而双方如果能建立战略经济对话，就会有一个平台，实现优势产业的互补。但是中国必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和两类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所以我们政策的难度比较大。无论如何，在大方向上，两国还是一致的，既然有了合作的基础和平台，应该能找到具体的合作办法。

张燕生：首先，中美应切实启动多哈会谈。上一轮农产品贸易开放谈判时，中国并不是六个重要成员之一，但加入WTO后，世界各大经济体包括美国都希望中国能负起更多责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重启多哈回合谈判。

第二，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总量方面的失衡，表现为全球储蓄和投资关系的失衡，也就是东亚净储蓄和美国负储蓄的失衡。二是失衡构成全球要素的转移和流动。三是货币的全球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目前全球经济的核心问题。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超过其GDP的9.5%，远远超过了警戒线。美国要减少经常项目的赤字，就要改变其过度消费行为，这意味着美国要紧缩本国经济。而美国的调整，有可能会带来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在全球失衡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外部压力很大，中美贸易摩擦也频繁发生。我认为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中美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此时，双方更应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性对话，由双方对经贸政策制定有重要影响力的人来启动对话，这对全球重大问题的理解、协调和处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