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杭民（贵州都市报）：事实上，农民立碑感谢政府，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自国家实行减免农业税政策后，去年，四川省南部某县500余名农民就自发立起“告别田赋纪念碑”；河南省三门峡市周边村民也自发立碑，“感谢党和政府的种粮补贴”。而李怀周不过是通过给共产党的好干部张学军立碑，表达对政府廉洁执政的感激之情。

功德碑俨然成为最好的“民调表”。我们不应该质疑、压制百姓对官员发自内心的好恶表达，而应该提倡百姓敢于对官员表达民间评价的良好风气。

周稀银（北青网）：功德碑，虽然古老，但并不愚昧，甚至可以成为考察任用官员的重要凭据。无论是给好官立功德碑，还是举报贪官恶官，都是老百姓在争取评官的主动权，是民主的重要表现。随着民众意见在官员升迁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民主的表达必将更加充分。

需要更强的公民意识

王石川（当代生活报）：立碑是直接而庄重的感恩表达，但在公民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这样的表达形式早已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官员为民众做事是职责所在，正如中央领导层反复强调，政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公仆没有任何特权。官员为公众谋福祉是理所当然，体现了大家的公民权利，实在无需感恩戴德。

遗憾的是，李怀周并不这么认为。于是，没有尽职的官员fail，民众保持沉默，不敢质疑；而在任内有些作为的，民众就觉得必须感激涕零。而失职的官员迫于种种压力公开道歉，也让有些人受宠若惊。其实，民众问责，官员向民众道歉，是现代行政，民主制度的必然。

无论是自发为官员立功德碑还是民众感动于官员道歉，在一个有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的民主社会都是少见的，甚至不正常的。

吴志刚（江南都市报）：立碑行为的发生，首先说明如今的行政体系缺乏一个公开、公平的公务员评价体系，使老百姓不得不诉诸封建社会“立功德碑”的方式表达。

张学军所做的事情，只是他作为一名公仆的份内事。官员干得不好，民众要问责；干得称职甚至优秀，也只是无愧于他的职位以及薪酬。

立碑行为的发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从古代封建社会延续至今的盲目崇拜权力的心理哲学，缺乏“天赋人权，公权服务国民是义务”的现代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的缺失，恰恰是民主进程缓慢的重要障碍。而权力监督机制的缺乏往往导致绝对权威，削弱民主的力量；因此，国家更应该加强社会普遍的民主教育，消除权力膜拜意识。

郭松民（半岛晨报）：按照现代政治理论，官员是社会公仆，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可以被弹劾下课。“功德”之说实在没有根据。

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不难发现，立“功德碑”反映了民众在公权力面前无力--即找不到其他对官员施加影响的有效渠道，所以不得不采取立碑或送锦旗来颂扬官员的古老办法。

执政者应该看到立功德碑现象背后存在的制度及文化问题，并努力通过制度创新，传播拓展现代民主意识。

莫言锋（法制晚报）：立碑是古代社会清官情结的文化传统，反映了薄弱的现代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是指现代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对自身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一种自觉认识。官员被民众赋予权利，同时也必须承担为民办事的义务，转而对公众来说，也是可以受之坦然的权利。而现在市委书记为村民们办事，村民们却诚惶诚恐，总想报答书记，显然不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正常现象。

曹林（东方早报）：为什么赞扬官员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难道对政府行政只能放大缺陷来批评而对好的方面视若无睹。官与民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公众可以批评政府和官员的错误，揭发丑闻，但享受到了好的服务当然也可以赞扬。

登封的功德碑之所以让人感到不快，首先在于功德碑这种赞扬的形式带有浓厚封建意，让人感到一种臣民对权力的叩拜。而现代公民在官员面前应树立纳税人的主体意识，享受政府和官员提供的服务。

另外，公众感到很别扭的深层次原因或许还在于批评无自由。赞美抑或批评都是一种情感表达，但自由表达的本质首先在于能够自由表达批评意见，由此赞美才更有意义和价值。如果没有批评，光秃秃的赞美就很有逢迎和谄媚的意味，而这种赞美的大众认同程度也会大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