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地方高官的联系方式，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介绍了职务分工情况。报纸一上市很快被一抢而空；《昆明日报》随即对专刊再版印刷。

不但是昆明市民，媒体也同样反响热烈。舆论普遍以为，如此创新的行政举措必将强化公共监督，推进公共民主。

赞许者还肯定，想保证权力公开透明，除了必要的监督以外，更重要的是掌权者的主动配合姿态。基层群众向上级反映意见，也是协助上层领导对基层领导监督的有效方式。因此，公开高层办公电话，也有助于推动基层工作。

不过，质疑者担心，领导电话公布后，反而会降低行政效率。而且，打造“阳光政务”，没有捷径可走，远非公布领导干部电话那么简单，而是百姓、领导、和处于中间连接环节的各职能部门一个都不能少。

2月19日，昆明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发通知，《昆明日报》刊登的领导干部工作电话，每个工作日8时30分至17时均保证有人接听。对记录不清、对群众问题反映冷淡，拖延的，要依昆明市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责来处理。

电话记录包括来电人姓名、电话、单位、反映问题、接电人姓名，接电后处理情况、反馈等内容。来电反映的问题能回答的应当直接答复；需进一步协商处理的，应转相关部门处理并及时答复来电人。

阳光政府

杨耕身（燕赵都市报）：政府官员是为公众服务的，自然不能害怕因公布官员联系电话而招致的所谓负面影响。从报纸专号受到抢购现象本身，也说明此举受市民欢迎的程度，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弥补沟通不足的途径。

市民对获取官员联系方式的“饥渴”，表明双方沟通渠道的必要。但是，除了电话、信箱等日常联络工具外，现行的行政体制和机构设置并没能激发政府与民众间更有效的互动。

有效的沟通与互动制度，是“官”“民”平等对话的基础与条件。任何一名官员的权力都受之于民，都应接受民众的监督、质询与问责。政府机构的权力设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媒体舆论监督，都是担当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重要制度设计，有助于改变衙门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巩固民主政治的基石。

每聿（中国网）：市场经济要求高效务实，消解各种巨大交易成本。公共治理高效、便民，也需化解阻碍官民交流的成本。公开一个领导电话，节省了市民不少力气。往日机密化的工作电话在减少麻烦的同时，也无形中降低了行政绩效。

此前，陕西省咸阳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办公电话以及个人移动电话都被公布在咸阳市公众信息网上，不少官员忧心忡忡，担心被骚扰电话击中。但真正推行后，发现种种顾虑完全没必要。中华礼仪之邦，绝大多数老百姓多以短信联络，而且珍惜沟通平台、彰显了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

蔡方华（北京青年报）：领导办公电话算不上秘密，但在现实中，找领导干部电话号码与找领导本人同样困难。这种地方官员主动要求改变安逸局面，增加工作压力的做法，算得上少见。其深刻的政治自觉和行政改革是值得赞许的。

在大幅削减行政程序的改革压力之下，这种直接联系方式至少为群众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行政救济手段。

推进政改

邓尚明（新华网）：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并不是昆明的创举。但是，从公布的规模来看，昆明可能要算全国第一。政府部门体察民情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结果上打乱了工作程序，可能欲速则不达。

国家机构的设置是自下而上、分工负责的；只有基层办事员解决不了的事情，才能请示领导决定。

昆明让老百姓可以直接打电话找领导，可能是考虑到行政阻隔。问题是，这也将占用领导干部大量时间，反而导致效率低下。如果什么事情都直接找领导，那公安局和工商局等职能部门就形同虚置了。

昆明市的举动意在推行依法行政、打破原有工作程序，建立行政效率。却忽视了现有法律法规的作用，忽视了明确分工负责，部门配合的关系，对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良性规律是一种挑战。

郭巍青（南方都市报）：其实，各级部门的公务电话本来就应该是公开的。大张旗鼓地公布领导电话，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官大好办事。实际上，政府层级结构设置是为方便管理社会事务而设计。让公众了解明确分工比这种公布一大堆电话可能要有效的多。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行政机构公布联系方式，目的在于明确各种事项的分门别类与程序上的详细指引，从而尽量提供准确的，人性化的服务，但一般不公布具体职位上的人名。事实上，政治领导，作为民意代表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求与公众接触，充分听取民意。

在国内，政府机构的办事作风与群众态度仍需不断改善。如此强烈的社会诉求，表明政府信息渠道过于狭窄。但这不是靠行政调整和公布电话能够根本解决的。改革人大和政协系统，使他们更充分的反映民意、监督政府、发挥政策辩论的功能，是政治改革之本。转变政府职能、使市场和社会具备自我运行和调节的机制，是真正迫切的改革需求。

张敬己（中国网）：公开领导干部电话，不是一剂增强部门全局观念、为了群众、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的万能解药。

切实做到执政为民，一靠制度保证，二靠为民服务意识。一个上诉电话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作作风。类似的市长热线、市长信箱早就有了。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需要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在现有制度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公布电话实属多余。

陈一舟（燕赵都市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舆论监督依托于一个覆盖广泛、快捷高效、影响巨大的新型大众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壮观；权力的运行，从未这样被要求公开透明。顺应潮流，越来越多的公权力流露出开放的心态，主动接受监督的意愿。政府部门不断打破常规、推出创新举措，昆明市就是其中一例。

但是，不要高估此类激情举措的民主价值。权力顶端的自律和自上而下的监督来实现法治理想带有狭隘性和局限性，民主政治必须要建立在尊重多方个体权利的基础上。昆明市的做法，虽有信心和勇气，却缺乏一定的政治稳健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