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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清波（新华网）：在物价显著上涨时期用恢复票证供应制度来平抑物价的做法，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探索，虽然其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还有待实践检验。实际上，单纯依靠市场调节的经济体制并不健全。随物价显著上涨，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影响，政府理应承担责任，采取措施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以弥补市场机制的天然不足。
其实，在打破“大锅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职能也在随之转型，目的是建立现代服务型、责任型、高效廉洁的法治政府。需要警惕的是，由于部门利益等因素，政府在给予自由，退出一些领域的同时，把一些责任职能以“市场化”的名义推卸掉了。所以，朱列玉的建议实际上是希望政府承担起责任。当物价上涨，市场供应紧张，政府有责任、守护社会保障的底线，保障低收入群众的正常生活。
王攀（扬子晚报）：事实上，资本主义也有宏观调控计划，票证不是计划经济的符号，市场经济同样可能采取措施。比如，美国规定，在2004年以前，入不敷出、三餐不济的人都可以免费领取由政府发放的能在商店购买食物的“粮票”；2004年以后，政府采用了电子兑换券或借记卡取代纸质票证，但实质还是“粮票”。
而且，现今的所谓票证制度也并不是像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把所有商品和人群都纳入票证制度管辖，而是主要针对那些因物价上涨而感到消费压力的低收入者，从而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准。
应当说，国家的储备粮、储备油供应，本来就是为了平抑物价、保证供应的非常举措。而用票证制度有计划地控制分配，也是帮助困难群众度过“难关”的必然选择。
不如直补低收入
彭永斌（长江商报）：朱列玉代表的票证制度是与储备体系的建立相关联的。票证的货物来源就是储备物资。按照这个逻辑，是将票证作为福利，低收入群体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生活必需品。用票证交换储备物资，从而减少市场需求，起到调整供需关系，抑制价格的作用。
此前，国家曾以现金补贴城市低收入群体。现金直补，可以增强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适度冲减物价上涨的压力。但是，解决不了供给问题，“供不应求”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给低收入群体发放票证，确实可以扩大供给总量，但如果将储备粮、油、肉直接投放市场，也可增强总供应。若同时将票证价值折算成现金，发放补贴给低收入者，让他们直接购买，也可达到同样的效果。
既然票证与现金补贴，殊途同归，过程却比后者更繁琐。再者，使用票据可能打击市场活跃，带来萎缩的风险，不利于刺激生产。
其实，2004年后，美国政府以电子兑换券取代传统粮票，也是出于票证不利于市场机制有效传导的考虑。长远来看，建立强大的储备体系是必须的，但若恢复票证制度，恐怕会削弱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
朱四倍（腾讯网）：所谓的“票证经济”产生是物质匮乏的前提下，国家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供需模式实质是对消费的限制，不适用于当前物质产品大量丰富的时期。即使恢复“票证”使用也无法从根本上走出民生“困境”。
首先，“票证”无法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制度性贫困问题。如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公平竞争机制的欠缺，社会监督机制和社会调控乏力，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甚至社会剥夺。正是有关国家政策和有效社会机制的欠缺，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压力。
其次，“票证”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的预期。而这恰恰是缓解贫困者消费压力、提升愿意消费的希望所在。更不用说，“票证”不能应对“医疗、教育、住房”成本的增加而造成的民生困境和生存压力。相反，如果“票证”成为支配工具，却有可能加重低收入者的生存风险。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进一步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而缓解低收入者的生存压力的有效途径，不是“票证”，而是减轻他们所承担的改革成本，稳定其未来预期，消除各种制度性贫困。
徐光木（中国网）：目前我国物价的普遍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供应不足和成本上升。供给和需求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律，是商品价格的决定性因素。以控制需求为手段来调控物价，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但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甚至是经济调控手段的倒退，调控无能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把恢复票证供应制度作为稳定物价的杠杆这一解决方案，事实上是对物价上涨原因的误读。当前物价飞涨，除成本上升、供需矛盾突出等不可避免的经济因素之外，也与不少企业，特别是资源型垄断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有必然联系。由于资源型垄断企业，无视民生呼唤和经济承受能力，人为地操纵物价，提高企业利润水平和职业收入，把“自身之富”建立在“民生之痛”的基础上。
总之，抑制物价过快增长，不能通过简单的调控物价解决。
贺方（中国青年报）：票证供应制度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分配的重要手段，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
虽然朱列玉代表在建议时，谨慎地定语“在物价显著上涨时期”，但如何界定“物价显著上涨”，却是个难题。因为，在公平、法治的市场环境下，市场经济具有自发调节的功能。
经验证明，计划的有形之手从来都没有市场的无形之手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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