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法律规定有其现实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史际春：同样遇难却获得不同赔偿就因此来判断“同命不同价”，这种结论方式完全是一种误导。

首先人的生命和身体是无法用价格标准来衡量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赔偿并不是人生命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差别很大，美国一个小女孩被烧死的案子可以赔到40亿，就是这个道理。中国有的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元，在生活水平低的地区，获赔5万元，可能比发达城市获赔50万元作用要大。

按照劳动力价格差异获得不同赔偿是国际通用理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是参照了这一通用做法。

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政府学院教授 张千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平等不等于平均，“同命不同价”不一定就是不平等。生命没贵贱之分，但个人职业、潜力等有差异，能挣到的钱也不一样多，家庭受到的损失不一样，死亡赔偿数额应相当于余生的收入，赔偿当然可能不同。但考虑到社会公平和运输企业的正常发展，法律应规定一个赔偿最高限和最低限。穷人再穷，赔偿不能低于最低限，富人再富，不能高于最高限。

中央党校教授 林喆：平等权是基本人权之一，但是，平等却不能被绝对化。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的局面是历史留的难题，司法本身并不具有消除这种二元结构的功能。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一时难以消除的前提下，如果在人身损害赔偿的案件中试图追求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其结果却导致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

“命价”的提法本身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一种亵渎。所有的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样的，赔偿行为不是对特定生命的估价，生命是无价（格）的。

对于死者家属赔偿的本意在于补偿因亲人的突然离去而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利益损失，使因突发事故所导致的后果减轻到最低限度。这就需要对这种损失进行估算，而这一估算自然要与当地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成本相联系考虑。事实上所存在的城乡收入状况和生活成本上的差异，就形成了司法解释中关于死亡赔偿金按城乡两种标准计算的规定，这并不意味着对某一类人群体的特别歧视。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生活中看到的情景往往是，越是不发达的地区，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员，其所遭遇的灾难后果的严重性越能被加倍的扩大。因此有必要完善目前的赔偿制度，在具体赔偿时既考虑地区差异和赔偿者的承受能力，又考虑到受害人家属实际损失的情况。

河南《东方今报》评论员盛大林：同样是生命，但赔偿却大不一样，确实很不公平。但目前如果实行“同命同价”，就肯定公平吗？

实际上，根据人均收入状况以及相应的年限确定赔偿数额，是民事赔偿中的通行做法。中国的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相同的金额，在城市和乡村的实际购买力大不相同；城里人必需的生活支出比乡村人也高不少。在同一起事故中，如果“城里人”和“乡下人”得到相同的赔偿，那么对“城里人”来说也不公平。另外，如果实行“同命同价”，就会面临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中国从来没有公布过一个城乡统一的人均收入标准，人身伤害赔偿如何计算呢？即使有了一个折中的标准，那么根据这个标准作出的赔偿，

对农村受害人可能偏高，而对城镇受害人又可能偏低。

从理念上讲，“同命不同价”不公平；从现实情况讲，“同命同价”也不公平。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悖论呢？问题就出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上。是这种二元结构给司法实践制造了一个“两难选择”：左也不公平，右也不公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达到城乡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比“同命同价”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