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实名，更有利于保护公民隐私

陈金桥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一项好的制度在运行过程种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效应，这种担心是对手机实名制能不能取得很好效果的一种顾虑，譬如用户信息被泄露或被不正当利用、运营商的成本增加等等，对于这种实行手机实名制后可能会产生的变化，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因此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实名制的推广包含四个阶段，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是我们要把实名制的利弊权衡清楚，给用户带来最大利益和最小的风险，运营商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和市场意义所在；第二个就是技术准备阶段，要实施手机实名制，一些设备和技术要研发新的软件，运营商要对内部系统譬如客户反应系统要进行调整；第三个就是正式实施阶段，实施初期会有一个过渡期，在这期间要区别对待增量用户和存量用户，对增量用户可以立即生效，而对存量用户可以规定一个过渡期，另外还要考虑各个地市的差异，但也要规定一个期限；第四个就是检验阶段，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以前没有预见或者注意到的，我们要对所有的问题和意见进行评估和反馈来及时调整。
    我认为，只要大家认识是一致的，能明确各自的权责，各方的利益就不会起冲突。

 叶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在我看来，消费者适度公开个人信息，并不等于侵犯消费者的个人隐私权，就像房屋出租方总要了解承租方的情况一样。推行手机实名制后，开机入网手续也会稍加复杂，但这是手机用户正常使用而要付出的合理成本。如果单纯仅为减低开机入网成本或者方便省事而省去必要手续，或许还会引起更多实际问题。试想，机主想投诉电信公司的服务质量，但却可能因为手机机主难以证明所使用手机号码的正当性，处理投诉也会遇到各种麻烦。
    用户将个人信息交给运营商，是出于对运营商的信任，但运营商也该向用户显示信任。我想，推行手机实名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运营商滥用用户的信任和信息，给用户带来更大的麻烦。这是相关部门制订规则时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熊培云 (东方早报): 有人说，搞实名制会妨碍中国人的通信自由。关于这一点，我看未必。现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加坡、南非等国家都实行了手机实名制，如果这些国家的民众真的因此失去了通信自由，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显然，公民通信是否自由，和是否实行实名制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我们看到，互联网上那些匿名发布“有害信息”而被指涉嫌犯罪的人，并不会因为匿名而逃脱电子警察的追捕。换句话说，匿名式自由表达增加了社会控制的成本，而不能真正成为自由表达的条件。相反，我认为，一个社会需要起来保卫的通信自由，是直呼其名而无所畏惧的通信自由，是可以在电话里大声说话的通信自由，而不是偷偷摸摸、前怕狼后怕虎的通信自由。

 胡健 (中国青年报): 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手机实名制作为一项涉及到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共政策，面临激烈争论在所难免。这不仅凸显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也折射了政府行政理念的变迁。关注手机实名制，并非局限于对违法短信、垃圾短信的围追堵截，更是对一项公共政策的正义性考量。
    具体到手机实名制，尽管尚无相应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明文规定，但其并没有违背《居民身份证法》等现有法律法规的立法原意，应属“合法”。在尝试了多种治理措施没有取得成效的前提下，推行实名制应对违法短信、垃圾短信，确属“必要”。一项公共治理政策符合必要性原则，就具有了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其进入执行环节之后，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实质上的合法性，即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
  
    陈杰人 (南方日报): 众所周知，为了保障某类服务的顺利和高效，服务提供者通常都需要用户或消费者提供必要的基本个人资料，以便于服务和管理。比如，在银行业中，银行要求开户者提供真实的身份资料，以便查询，也便于更好地为用户服务。显然，银行用户资料，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以及存款余额数字，都属于高度机密的个人资料，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多数人是不希望被透露给公众的。但时至今日，我们很少看到有人抱怨说，银行要求客户提供实名资料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因为，大家默认了一点，那就是银行会自觉而有效地为客户保守秘密，除非法律规定的情形需要透露给相关机构的。
    事实上，手机实名制并不是新鲜事物，在标榜自由的美国，绝大多数手机用户都被要求登记身份资料，且有安全号和信用卡号。但美国人并没有觉得这是对信息自由的限制，因为在那里，个人的信息是被严格保密的。
其实，实名制本身并不构成对信息自由和通讯自由的挑战，只要管理得当，没有什么大的问题。